经济观察网 记者 汤向阳 泰国报道 余华没说自己这是第几次来泰国，我猜是第一次。

坐在对面的他，笑容拘谨，嗓音温和。当曼谷电视台女主持人请他“看着她”时，他二话不说照做，虽然这让他看起来紧张，不太自然。

尽管他的小说，《活着》和《兄弟》，都以直白描述文革期间的暴力场面而闻名于世，但51岁的余华本人却是温和的。

先说他的作品。在《兄弟》上部里，余华写道了宋凡平，一个身心健壮的男人，仅仅因为想要遵守承诺去上海接回深爱的妻子，便被一群红卫兵暴力虐待至死；而在小说《活着》里，主人公福贵一家九口在短短三十年间几乎全部弃世，只剩下他一人。他的女儿凤霞在文革期间死在了医院，只因为唯一合格的医生已经饿得无法手术，之后又被馒头咽得几近老命不保。

余华说，他“令人疼痛”的叙事风格来源于五年牙医的从业经历。

“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这话余华已经说过很多遍。另外一个令他的文字充满痛感的原因是，他是在医院长大的，小时候最青睐的午睡地点便是停尸房。

“我从不害怕鲜血、疼痛和眼泪。那是我成长记忆里最习以为常的东西。”

余华所住的医院位于浙江海岩，是他的父母当年工作的地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喜欢北京冬天的暖气”，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

然而，尽管做牙医和睡停尸房使得他习惯面对疼痛，这两者其实并非他“伤痛”文学的根源所在。

余华说自己“文革开始时上小学，文革结束时高中毕业”。从成长时段来看，是真正的“文革青年”。可以说，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的文字乃至人生的底色。

“那时候我最喜欢研究大字报。尤其是里面互相揭发奸情的细节描述，可以说是我性教育的启蒙。”

余华略带调侃的回忆引得在场读者一阵哄笑。没有人愿意将它当真。虽然他其实是认真的。

在他2009年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里的中国》一书里，他把阅读“细节描述露骨”的大字报归为自己最初的、刻骨铭心的阅读体验。他说当初的阅读决定了后来的写作。

但不仅仅是阅读。在这本因为一篇在美演讲而引发灵感的集子里，他从十个角度写下了他对现代中国的观察和思考。

一个颇令人疑惑的词叫做差距。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彷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有读者问他他书里的两个中国有何联系，又如何区分。余华说，它们的共同点是泡沫：革命的泡沫和资本主义的泡沫。或者，文革的中国等同于中世纪的欧洲，而现在的中国近似于今日之欧洲。

“唯一的不同是，欧洲耗费了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只需要三十年！”

这样的描述使得余华更像一位社会评论家，而非作家。事实上，当一名客观的观察家、乃至讽刺家正是他给自己写作之外的任务。他说“作家不能光写作。”

但余华的讽刺文字并非人人都爱。在《兄弟》出版之后，有年轻读者质疑，说他“夸大社会现实”。余华回应：“真正的社会现实比我的书更夸张，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愿意正视而已。”

“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四岁的儿子问我他是不是电视里天天播放的邓小平。”余华说，“我能理解，对于出生于八十乃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毛泽东时代就跟教科书里的任何朝代一样，只是一段遥远的历史。”

年轻一代对于历史的无视无知令余华更感有必要记录下那段黑暗的过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活在文革的阴影里。

“在短短三十年里，中国从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一切向钱看’的国家。这样匆忙的转变必然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余华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兄弟》的下部里，他倾尽笔墨描述了一个在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影响下光怪陆离的中国。

比如，在他笔下的“处美人大赛”里，众多年轻女孩为赢得比赛，要么蜂拥进医院修补处女膜，要么与评委大搞钱色交易。

不仅对年轻读者的批评“不买账”，对于国际大报的观点余华也会反驳。早在2006年，纽约时报就曾发表书评，说今日之余华已经不复当年写作《活着》时的才气，认为他的《兄弟》不过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好莱坞似的社会摹写。”

但余华不这么认为。

“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名好作家不是他自己说了算，也不是评论家说了算，而是读者，而且是累积几代的读者，说了算。”

尽管他笔下的中国矛盾重重、问题多多，但如果据此认定余华只是一位称职的扒粪者，似乎有失公正。事实上，他同时也被认为是最能读懂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当代作家之一。

在其成名作之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写了一个普通中国男人如何在饱受生活折磨、贫困潦倒到以卖血为生时，仍能抛却内心的别扭，一手养大妻子与别人生下的儿子，一乐。在这部通篇血泪的小说里，最令人震撼的便是，在多年的隔阂之后，许三观和一乐一齐为横死的一乐生父叫魂的场景。他两一个屋上，一个屋下，声声嘶哑，配合默契。

这是朴质无华的父子真情。

而在小说《活着》里，余华写尽了中国人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经受的苦难。但他更写出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是如何用自己的坚忍、善良和乐观应对一切合理和不合理的苦痛。余华说，福贵虽然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但至少他还拥有与亲人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

正如福贵自己所说：“他们都是我一个个亲手埋葬。等我死的时候，我就再也不用担心谁了。”

尽管这部小说因为被改编成了电影、且由张艺谋执导而闻名欧美，但极少有人知道它最初的版本其实是第三人称。为了写出中国人内心的感受，在定稿中余华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称。

“每个人的生活属于他自己的感觉，而非别人的评论，”他说。

尽管作品尖锐沉重，但余华本人却是敏感幽默的。

“你的书里都是讽刺。我们都是笑着哭。”有泰国读者这样对余华说。

他立即回答：那正是我想要的。

他还饶有兴味地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活着》这部电影被禁至今，但书却能卖得红红火火。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概世界上所有的官员都是不看书的。”余华笑着说。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电影归电影局审查，但出书只要出版社同意就行。”

尽管他书里的中国令人疼痛，但余华说他对于其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我的要求很简单。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并提出了比美国三权分立还要民主的五权分立构想。我希望他的这一构想早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