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项楚卿 来自北京密云县下面一个村子的于永利，与传统印象中的北京的哥不太像，有些少言寡语。原本在家种地的他，去年撂荒后出来做电气焊工，一年后觉得枯燥就跟老乡转开出租车，目前出租车驾龄三个月。

他正是现今北京的哥的真实写照，而消失的却是原来那些闻名全国的“侃爷”的哥。

随着本地老北京出租车司机的退出，于永利等来自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北京郊区县的农民，逐渐成为北京“的哥”的主要来源。

长期研究出租车问题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估计，北京现在约有90%的出租司机来自京郊。

近日，在长期诟病的出租车体制之下，出租车司机来源郊区化、打车平民化以及越治越堵的路况，让北京“打车难”的现象越发显得严重起来。

“打车难”背后所反映的，却是这些年北京的哥生态的变化。

出租车司机的梦想

“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开上‘黑车’！”现在已经开上黑车的王贺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轻松自在，生意也好。”三年前，王贺是北京三元出租车公司的一名的哥，地道的北京人。

王贺是在1994年开始开出租的。当时的北京，道路通畅，油价和物价比现在低很多，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赚得不错的收入。“要知道那会儿，开出租也算是一个体面的工作。”王贺说。

2000年，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开始实行公司化进程。政府便逐渐把车辆的产权和经营权分开，新购置的车辆直接归公司，由其将经营权特许给司机。

据北京市交通局统计，北京目前有出租车公司200多家，出租车6.7万辆。

王贺开始逐渐感觉到开出租的收入已经固化，而房价、物价、油价却不断上涨，王贺开始加班拉活，每天开车时间已经达到12个小时左右。

但他很快发现，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北京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小区，这些小区因为交通配套滞后，黑车市场逐渐形成。因为没份钱，很轻松地拉一些固定客户，挣的也比开出租多。

2009年年底，王贺攒钱买了辆比亚迪F3，开始了自己的黑车生涯。

司机郊区化

对于住在市区的出租司机，收入的下降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和生存压力增大，转行成为更好的选择。

由于北京出租车行业对司机有户籍限制，非北京户籍的外地人是无法进入这个行业的，因此，北京市区的哥的退出，给于永利这样的北京郊区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于永利说，他们那么小的村子就有60多人在北京开出租。

过去五年，出租车司机郊区化愈发明显。北京银建出租车公司有关人士介绍，2006年他们公司市区户口的出租车司机与农村户口的出租车司机的比率大概为2比3，如今则为1比4。

根据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此前的一份有关出租车行业的报告称，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为京郊农民。而根据由晨立的保守估计，如今这一数据为90%，绝对数量估计应有五六万。

伴随着这种变化，印象中的的哥“侃爷”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腼腆、寡言的农民转变成的哥。

在由晨立看来，出租车司机人员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份儿钱提高,还有通胀使得城市人无法依靠开车的微薄收入糊口。而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这份工作的收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地方保护主义下，工作相对轻松且收入稳定的工作通常会留给本地人。由晨立认为，一个本地人逐渐退出、把机会留给郊区农民和外地人的行业，多半是一个在利润和性价比方面都不具吸引力的行业。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便是如此。

农民的哥的烦恼

打车难的重要原因是供不应求。北京出租汽车总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没有增加过。另一方面，北京限号出行导致打车需求剧增。

对此，管理部门的应对措施是要求出租车公司的出车率,而出租车公司的应对只能靠增配双班比例来保证出车率。据了解，部分企业目前的双班比例已达到70%，京郊农民成为这些企业的首选。

但由晨立说，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的高额份儿钱，才是造成出租车司机不堪重负的真正原因。市区的哥的退出和农民的哥的不稳定，都缘于此。一位执法人员称，从出租车计价器看到的司机每月营业额，部分司机营业额能高达2.5万，平均每人也能拉一万多，但除去5000多的“份子钱”、油钱等，留给的哥的所剩无几。

于永利说，这个群体更替非常快，大多数人都干不满一年。

出租车的交班制，也由于司机的郊区化愈加普遍而发生了较大变化。

于永利说，以前司机以城里人为主时，两班司机可以在城里的固定地点交班，每天两次，犹如上下班。现在，司机家都远离市区，每天来往颇为不便，就改为每天早上早高峰时间交班：四五点钟从家起床，乘首班公交或村里雇用的包车到德胜门、东直门等集中交班点，上班直到第二天早上。

一位在通州交班的的哥说，大多数出租车是在下午5点多交班，他通常是4点多就开始往通州赶。

于永利在拉活的时候接了跟他换班的师傅的电话。对方说他还想休息几天，推荐同村的已经在家休息若干天的另一位老乡去接他的班。于说，这就基本说明他要不干了。而于永利称自己也不太想干了，尽管才干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