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李忠庶/文 11月1日长江大学教授在荆州市区两级政府前下跪，要求政府关停学校周围的一家污染严重的小钢厂。11月3日下午，荆州区政府对该厂采取了停电措施，长江大学师生投诉的排污企业已停止生产。

教授下跪的举动引来很大争议。很多人不能理解，教授算是社会地位很高的群体，而且文化人多桀骜不驯，有以向权贵低头为耻的传统。此番下跪，多被人解读为知识向权力低头。然而事件最终的解决，却得益于教授的举动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倒逼”政府行政干预。

联想到之前山东警察进京上访，浙江检察官政府前上访，不由得感慨，在利益受到损害时，任何人都会成为上访的主体，沦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正常的渠道走不通，或者走了没有效果。而这些事情最终能得到解决，还是有赖于媒体的关注和公众舆论的压力。舆论的这种“奇效”让很多人产生了幻觉或依赖，即媒体可以充当维权的救命稻草，在体制内的申诉没有效果时，可以寄望于媒体。这种认识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媒体的关注确实发挥了效果。功利点来讲，下跪只是一时受辱，钢厂被停却能换得一段时间的安宁。

这种维权的心理同媒体的操作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漏洞。在媒体看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教授下跪、警察上访这些因为身份特殊、举止奇特的案例，才会得到媒体的关注，而那些整天跪在政府、法院门前的平民却很难得到媒体的青睐。我们不能说那些平民的冤屈就比教授们受到的污染伤害更严重。事实上，那些常年奔波在上访路上的人，很多都是房子被强拆，或是亲人蒙冤下狱，或是被黑心医院误诊致残，这些身体、财产上的损害比起教授们受到的没有定论的污染，确实是要严重很多。但其中只有很少的案例，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更遑论媒体的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得到解决。跟教授下跪维权得到政府部门如此神速的解决相比，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实在令人唏嘘。

更重要的是，同政府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媒体并不是纳税人养活的，所以媒体并不天然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也不能真正替民众维权。所以媒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是带有一种崇高感而非使命感的，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使得媒体掌握着主动权和选择权。对于普通人来说，媒体监督的这种选择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无形中抬高了这种维权方式的门槛。也就是说，那些人首先要迎合媒体报道的口味，勾起媒体报道的兴趣，媒体在确认有报道传播价值的前提下，才会施予援手。这是一个主动迎合和被动迎合的过程，有时候媒体会主动寻求这种新闻，有时候就需要人们去主动吸引媒体的注意。钱明奇上访十年得不到媒体关注，而制造爆炸后却成为各媒体争抢的头条，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维权的尴尬。

所以，制造一些非常之举，往往能够更快地引起媒体关注，而为了引起关注，人们无奈中竞相开始创新之举。冤情或维权本身似乎不是重点，引起别人关注自己的冤情才是重点，从这个角度去讲，维权似乎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越是夸张奇特，越是吸引人眼球，就越可能进入媒体与公众的视线，公众舆论的效应越能震动有关部门，从而解决问题。

而在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民众维权当然首选问题的最终解决者——政府，政府才是民众权利的天然维护者，毕竟政府才是纳税人养的。在这里，冤情本身才是重点，朴素准确的冤情陈述才是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第一要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程度，媒体掺和维权的数目就可以成为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