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队员强奸
是的，杨武很窝囊，但让窝囊者不再窝囊，是社会责任所系。仔细想来，如果社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他会在如此大辱面前忍气吞声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窝囊丈夫”并不是可以被取笑的对象。如何让弱势者不再弱势、窝囊者不再窝囊，正是我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要努力的方向。
——《新京报》
所谓找不到人、“提前”解聘，这些理由不仅苍白无力，反倒让人怀疑社区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实是，只要杨喜利仍在联防队，不管他是临时工还是“解聘未遂”人员，社区都必须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欺凌百姓负责，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以及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京华时报》
那些不能被表达的“守望相助”，就真的只是杨武一个人的罪与罚吗？或许这里更有一个生活于底层的外地人的“固化性无奈”。较之这起“众目睽睽”下的强奸案，真正应审问的是暴戾发生的“无所忌惮”，关注点更应指向“联防队员”的身份标签。
——《华西都市报》
“最窝囊男人”不过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谴责其本人没用，我们应该追问的是社会之病。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人物与氛围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耻辱！在这种氛围中，一切都是围绕“威权”，一切遵循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而法律与法治被人淡忘。
——《燕赵都市报》
一个男人在流氓地痞面前很窝囊，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权力与制度面前很窝囊。这种窝囊，也是尊严与权利长期被剥夺的结果。杨武躲在两米外不敢做声，这是一种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珠江晚报》
是什么使他能隐忍到这种程度，一个人在活到当下的时间长度里究竟要经历什么，才能这样无所选择，把自己当成一只微弱的蚂蚁？是杨喜利持久加于的压迫，还是生活本身，使得杨武成了世上最窝囊的男人。或许，这就是社会的“多元”，包容如此逆反的人生轨迹，如此强弱分明的生命处境，在两米的距离内，一个制造黑暗，一个接受黑暗。
——《长江日报》
河南宋基会
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如果公众评价极坏也构不成利益上的威胁，此机构怎会畏惧舆论质疑呢？既然不畏惧质疑，毫无顾忌地指鹿为马又有何不可为呢？ 追问河南宋基会违规操作公益事业，现在已到不得不追问相关监管部门的地步了。究竟是懒政不作为，还是因为利益共沾而放任河南宋基会？
——《南方都市报》
河南宋基会轻飘飘一句“不便透露”，实际上是在事关自身公信力的关键问题上“捂盖子”。如果听任慈善组织跟公众玩起“无可奉告”这一套辞令，对其资产运作、善款使用的监管将无从谈起，慈善事业的整体健康发展必将受到妨害。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发力，让河南宋基会不再“守口如瓶”，要对公众坦诚相待。
——《新京报》
孔庆东骂记者
孔庆东的狂骂，除了自身素质，缺乏自律精神之外；还有被传媒抬高身价后自我膨胀心理在作祟；更在于如此斯文扫地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惩戒。因此，或许被骂记者该做的，并不是以粗口回敬，而是通过法律等正常途径，让肆意妄为者付出应有代价。
——《华西都市报》
一个学者，有鲜明的立场，这是好事。但往往，有些学者将立场摆在无比崇高的地位，甚至表现得颇为矫情了。这样的结果，就是让他们往往失去了正常的语言能力，失去了用事实、逻辑来判断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东方早报》
庄国荣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官员当众爆粗口，是要下台的；辱及他人母亲，是会有妇女团体出来抗议的；一个教师如果“言行不检有损师道”，是可以被剥夺教职的。
——《青年时报》
高晓松可否继续当评委
“名人醉驾也不能免罪”，是法治的成熟；能否理性看待出狱后的高晓松，则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成熟的社会道德观，能不能懂得，适时的原谅也是一种美德。
——《青年时报》
高晓松继续担任评委，首先不存在法律障碍。需要研究的是，这里是否存在道德障碍。 但最终，能够决定高晓松当评委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问题在于，公众的意志能否得到尊重。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