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文

苏联时代，作协大楼第八会议室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作协”说起来应该是作家的“家”，但是，这个第八会议室似乎是专门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房间被作协开除的，被开除的理由是因为他写了小说《日瓦戈医生》，因为这部作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作家因为写了小说，写了被世人称道的小说，却被自己的“作协”开除了，这样的苏联文学史，真有点诡异。

1989年我在苏联教汉语，每到莫斯科必到作协买烟、吃饭，因为那里吃饭便宜，卖外国烟。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协大楼里面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第八会议室”，不然一定会去看看。

去年开始，我和振亚兄一同翻译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作品，今年9月，这本书出版了，书名叫《捍卫记忆》。翻译的时候，我更想看看这个第八会议室的布景和道具，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多少悲剧和喜剧呀。

1974年1月9日，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被召到第八会议室。召她来开会的通知是俄罗斯联邦莫斯科作家分会发出的。通知的抬头只写着“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通常尺牍所用的“尊敬的”省去了，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很像民警局或法院的传票，或者传票也不如。法院传票至少要打印“利·科·丘可夫斯卡娅公民”……不过，利季娅觉得这样也好，因为看了这样的通知立即就知道在书记处会议室将要遭遇什么。

果然，这一天的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利·丘可夫斯卡娅的问题——1973年12月14日，作协的儿童文学部一致要求书记处将她开除作家协会。

这应该是悲剧，但是，场面却有点喜剧性。利季娅的座位本来被安排在主席的旁边，她坐下来，摆好文具和纸张，准备记录对自己的“审判”，但是，她的眼睛不好，房间很大，“审判桌”离窗子太远，她无法记录。于是，这位主角，只好把自己的“家什”搬到窗台上，站在窗户旁边。想象一下，她应该是背对着那些批判她的同志们了，至少是半身背对着这群“不见血的放血”者。

这是利季娅写在回忆录《被作协开除记》中的一段情景。译到此处，我不禁想笑，莫不是利季娅在故意戏弄那些一本正经“讨论”自己问题的同行吧。

利季娅的这个“搬家”动作，体现了她的率真，不过也有点滑稽，有人发言，如果凭声音听不出是谁在说话，她就会走到主席旁边问：“谁在发言？”然后再回到窗前记录。

利季娅为什么一定要记下对自己的“审判”呢。利季娅确信自己没有罪过。给肖洛霍夫写公开信、为作家索尔仁尼琴辩护、把自己的文稿交给外国人发表等等行为，何以构成被作协开除的理由呢？利季娅确信无论自己如何为这些行为辩护，同行们依然要坚持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开除她的作协会员资格。如此荒唐的“被开除过程”居然在现实中发生，如果不记录下来，后人怎么能够知道在光明的世界竟然有如此的荒唐。而且，要知道，这不是30年代，不是日丹诺夫的时代，而是解冻后的70年代。

利季娅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这种历史实事的当下记录，即使是她的小说也是写于当时，写于当下。《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一篇小说，排在《捍卫记忆》的第一篇。利季娅说这是她最珍爱的中篇小说。“这是写三七年的小说，写于三九至四零年，是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随即写出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该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捍卫记忆》，65页）

利季娅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物理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被处决。从被捕到处决，利季娅同无数个家属一样，在监狱门前排队，等候召见，询问亲人的消息。排队的结果是什么？是亲人招供了，亲人被审判了，亲人被流放了……到了1938年底，利季娅才知道丈夫早已经在春天就被处决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索菲娅的遭遇实际上是利季娅自身遭遇的实录，不过是把现实中的丈夫换成了小说中的儿子。

真实，而且是全部的真实，这是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原则，是她坚守作家道德立场的信条，因为她知道：真实事件如果不敢说，就会“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捍卫记忆》,72页）利季娅说这是一种很精明的“算术”。解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的舆论与出版就是按这个算术式来“算计”的。一些反思的作品、回归的作品可以发表，但是，不能把“全部”的反思，“全部”的迫害都“回归”出来，总要删除一些。所以，她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三七年”实录，本来已经发排，甚至稿费已经支付了一部分，最后还是被禁了。

1968年2月利季娅公开决定不按这样的“算术式”与出版权控制者谈判，而是要“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追查这架把充满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的机器”。于是，六年之后，利·丘科夫斯卡娅被召到作协大楼第八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会议室，并非法庭，这里的会议桌也应该是普通的会议桌，但是，在那个时代，它们的功能却变得残酷。苏联当代作家马卡宁写过一部小说，书名被中文译者译成“审判桌”，而原文却是“铺着绿色毛呢毯子的摆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这样的桌子遍布苏联各处，今天坐在“桌子”边审判别人的人，明天就有可能成为被审判的人。这样的桌子，何止作协大楼第八会议室那一张呢。

蓝英年

俄语文学翻译家，译著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等；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