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俄罗斯)帕维尔·巴辛斯基 

译者: 余一中 王加兴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by严搏非

高尔基在中国曾经人人皆知，当然，这是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而言。他的“人间三部曲”很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诗《海燕》当年很多青年能背，尤其结尾那句“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成为那个时代很多青年释放激情的经典句式。1949年以前，甚至有青年学生读了一两本高尔基就投身中共革命的。但这个名字，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也随着革命乌托邦的崩溃远去了，今天的青年中，知道他的人应该不会多。

高尔基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中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的领袖，这段时间其实主要在革命前，而革命后的高尔基则很快就避到了欧洲（1921），直到1933年才重回苏联并再也无法离开。今天再回顾这一段历史，你不得不承认，文学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是被社会的情绪、观念所选择的。十月革命后流亡欧洲的俄罗斯作家、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在讲到青年高尔基如日中天的名声的时候，总是会烦恼地表示：高尔基的名气尽管有种种原因，但唯独不是因为巨大的天才。高尔基的文学与他的社会活动一起，契合了19世纪80年代到十月革命时的激进的俄罗斯，而俄罗斯高涨的革命情绪，也成就了那个时代的高尔基。

然而，就在布宁获得诺奖后不久，著名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我并不反对（布宁得奖），我只是不同意，因为有比布宁更重要的人，既比他更重要，也比他更人道、更独特、更需要，那就是高尔基。”说“更需要”是因为高尔基需要这笔奖金来资助许多生活困窘俄罗斯作家。茨维塔耶娃也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欧洲的俄国作家，但这并不妨碍她给一位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家一个合适的道德评价。革命早期的人们，虽然已经开始败坏，但还是比后来的人要纯粹的多！茨维塔耶娃的这一“我并不反对，我只是不同意”甚至可以作为我们今日评价中国作家得诺奖的某种参照。

 少年时读《联共（布）简明党史》，读到其中对党代表大会的描写，在领袖讲话时，不断地出现“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以及“全体起立，一致通过”。后来听老人说，在《联共（布）党史》的早期版本中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有“反对声”、“嘘声”，然而后来的版本中这些就都没有了。革命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垄断是逐步走向绝对化的。然而高尔基这么一个以无比热情讴歌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垄断下，终其一生，都坚持着最纯正的人道主义立场，就像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所评论的：“谁都无权审判高尔基。但是我们有权说，他一直在谋求，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谋求一种权威，不仅是狭隘的文学权威，而且是道义的权威；他曾经处在道义的伟大的边缘，但却在其生命接近终点时遭受了惨败”。革命的俄国造就了高尔基，也在它胜利时摧毁了他，这就是这个体系的逻辑和本性。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几乎每一页，都有大段的可读之处。比如P484中的一段：“根据季诺维耶夫的命令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在迎接死亡时脸上带着异常镇静的微笑，连执行者都大为震惊。…..但1936年，当季诺维耶夫自己被押去枪毙时，他却连路都不会走了，人们只好用担架抬着他去受刑，而他还喊叫着乞求：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这就是那个过去未久却已被遗忘的时代！

这本《另一个高尔基》江苏译林版，逾600页，50余万字，许多熟悉的人名和故事，足以回馈对苏俄史、苏俄文学有兴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