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具备多重受人欢迎的特质。对象吸引人：他描述的群体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也最神秘的一群人；政治正确：至少从表面看，他是反对这群“教父”的，他认为他们对东南亚经济的贡献远比大家认为的要小；严肃又娱乐：在严肃的经济模式的探讨之外，他又不乏八卦精神地大曝这些“教父”的隐私，上至商业原罪，下至个人生活。

这一群体的财富最辉煌的展示是在1996年。当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前25名中有8名东南亚教父；前50名中有13名东南亚教父。这让乔·史塔威尔颇为感慨：“一个小地区，没有一个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月薪500美元就算高收入，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却占了1/3。”

那么，如何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教父？ 乔·史塔威尔给出了一份教父成功指南，同时在其中穿插了不少关于教父的奇闻轶事。

教父指南第一条：必须要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适应二战后东南亚动荡的、政商勾连的环境。“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成功的教父看上去在支持所有当权者，无论谁成功掌权，他们从来没有站错队。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之间切换得游刃有余，尽管大多数教父是华人，而且越发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但是，“一个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备条件是通晓数种语言，具有一种以上文化身份。”李嘉诚不但说英文更喜用英文阅读，李光耀和郭鹤年都受过极好的英国教育，但是都以自己的华人身份自豪。为了适应，他们还必须很好地隐藏自身。到今天为止，关于教父们仍然是传说多于事实。

教父指南第二条：拥有核心现金流，它可以理解为教父们必须手握源源不断的造钱机器，即垄断着某个行业。李嘉诚的港口业务和电力业务可以为他的电信业务与低迷时的地产业务输血。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能够让他们平安度过危机，也可以让他们肆意多元化。

教父指南第三条：拥有忠实于自己的团队。教父们要擅长利用西方的专业管理人才。其中，“奴隶头目”是教父的大总管，所有具体管理事宜都由他来完成；“鬼佬随从”则是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经理人团队。李嘉诚的大管家是坎宁·福克，一个灰白头发的胖子，擅长“恃强凌弱”。郭鹤年的管家名叫理查德·刘，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流泪，但最后还是猝死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在教父们中，李嘉诚对人才的使用和发掘颇受称赞。

教父指南第四条：拥有银行或者拥有银行的支持。在更为国际化的香港，李嘉诚和包玉刚的成功离不开汇丰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的每个股东都不可持有超过1%的股份，这解释了为何没有一位教父将它据为己有。其他教父们自己开办银行。新加坡教父邱得拔则是被提到的著名的银行掠夺者。他们还擅长通过将旗下的公司上市再私有化来掠夺中小股民的钱。

这本书的主题是教父经济。所谓教父经济，是指东南亚的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之间形成紧密联系，政治权贵赋予经济权贵在国内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权，这些专营权则带给经济教父们巨额的财富：如澳门赌王何鸿燊获得的赌场垄断专营权、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获得的糖业垄断经营权、林梧桐家族的赌博业专营权、菲律宾大亨陈永栽在烟草啤酒方面的专营权。这种教父经济能够为教父和教父的家族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却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多大贡献。相反，专营垄断让教父的公司没有动力涉足竞争激烈的行业，也没有动力让他们去参与国际竞争，把自己的公司变成国际知名公司，而是让他们集中在国内市场。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东南亚知名教父李嘉诚的评论：“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行销世界的商品？李嘉诚投资地产、港口、电力公司全靠和垄断结盟。”

因此，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奇迹并不是由这些教父们创造的，东南亚曾经巨大的贸易盈余，是由那些一个月只赚几十美元的代工工厂中的女工们创造的。    

而教父们的产业只是拉高了地产价格和国内服务业价格。这些通过出口创造外汇和贸易盈余的公司，一部分是国内的中小型公司，另一部分则是外资公司。这些出口型企业，“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长远来看这自然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利。但是教父们却不这么认为。作者引用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说的话：“他们真的相信：‘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

与东南亚的“教父经济”相对应的是东北亚的经济模式。两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东南亚有大富豪而无大公司——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公司；东北亚则有大公司而少大富豪——韩国的三星、台湾的台积电、宏基、日本的索尼、松下等。乔·史塔威尔也费心总结了这两种模式的差异：首先，东北亚进行了土地改革，确保每个人都有资金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东北亚对工会也更加包容，而东南亚则相反；其次，东北亚的政府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东南亚挑选的则是集中在地产、贸易和区域服务业的教父公司；第三，东北亚的人们“总是比东南亚更严肃地将政治体制看做发展的促进者”，他们的政治更成熟。

“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模式（东北亚模式）把一个非白人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乔·史塔威尔说。而庞大的中国正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摇摆。

对于很长一段时间的富豪排行榜上都充斥着房地产富豪的中国而言，这种区分正是一种警示。中国可以向着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的方向走去，华为、联想、TCL已经显示出了它们的全球雄心，也可以继续向培养出超级富豪的路走，这些超级富豪们会继续抬高房地产价格和国内服务业价格。当然，同“教父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还有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这些以国有之名而享受垄断的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也和教父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处：带来的是高于国际水平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