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标准
可以在不降低校车安全标准的前提下，调整校车国标，但绝不能以“国家没钱”为由牺牲校车安全。实质上，如果校车安全标准“缩水”，在公众看来，也就意味着政府责任“缩水”。
——《新京报》
制订新校车标准，听取客车厂家的意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具体技术和成本问题。但是，如果仅听客车厂家意见，或者就由客车厂家代表作执笔人，校车标准的制订，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商业利益之争。
——《广州日报》
欧美标准所值得参考的因素，是那些经过反复数据统计、生产试验、交通事故调查所汇聚、沉淀、总结得来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这些是一般性的经验、技术，而非具体符合某一国情的经验、技术。这些因素，我们当然要参考乃至直接援引。
——《华西都市报》
一个不能实现的标准最终只能是大家都不遵守，这与乳制品行业的新国标标准降低还是有所不同的，少喝点儿牛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少了很多校车则有可能出大问题。
——《青年时报》
做成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校车的原则是安全，这一点不能有任何余地。灵活则要因地制宜。尺寸大小都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不论大尺寸还是小尺寸，车辆的安全配备和标准不能有差异，不能打让手。
——《成都商报》
中国的校车，固然有现行安全标准偏低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要变“无”为“有”，当务之急是普及。将来制造的校车，一定要经济适用，便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并且能在“村村通”公路上跑起来。
——《齐鲁晚报》
校车国情论之争的背后，是各方的利益角逐，其中既有车企对校车市场这块大蛋糕的觊觎和争夺，也有官民之间对公共财政支出优先次序的不同理解。
——《扬子晚报》
农民工改名
制度才是“保护伞”，没有制度和收入的保障，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依然难以得到所在城市的承认，建设的依然只是“别人的城市”。
——《湖北日报》
如果二代农民工的权利呼声不能得到满足，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将会进一步激化。 而要避免悲剧的发生， 不但要在称谓，即体现社会身份认同的层面弥合这一沟壑，更需要在制度上赋予平等的权利，使其成为城市的新居民。
——《南方都市报》
一个称呼的改变，意义不在于消灭或者替代这一词汇，而在于改变或者转换这个称谓中的单一身份标签，淡化甚至抹去其中的歧视、贬损成分，丰富其权利内涵，让“农民工”称谓更多元，更富有人的共性，更具有平等的价值
——《成都商报》
吃空饷
舆论监督往往是抓住一点线索予以深挖，所有挖过的地方会以各种“不规则的形态”暴露在外，被监督者惧于被翻出更多泥垢而不可收拾则倾向于“回填”。在吃空饷事件中，这个“不规则的形态”就是公众的诸多质疑和记者调查的诸多疑点。
——《京华时报》
一批公职人员根本就不作为或不敢作为——他们明知吃空饷有蹊跷、不合法，但他们懒得惹麻烦或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罢了，于是一齐违法违规，一齐“吃空饷”，一齐试图欺骗纳税人——这是一种集体失职甚至腐败。
——《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