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文

至今，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与对其本人的评价，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苏联剧变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本文并不准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及其本人加以全面评价，而只是对在研究戈尔巴乔夫时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其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指导思想进行评述。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推行体制改革的同时，一直在进行理论讨论，鼓励学术界大胆探索改革理论，使得在理论上有一个原则性的突破，以适应根本改革体制的需要。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苏联《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新思维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它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改革与新思维》，[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新思维有关国内问题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问题，特别是根据根本改革体制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这也是构成苏联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执政期间，在其体制改革（不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过程中，一直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从改革的实践过程看，戈尔巴乔夫其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强调人的作用，人的积极性和人的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实际上建立的是“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人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把人当作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在经济上产生人与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疏远；在政治上产生人与政权的疏远。为了克服上述弊端，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重新振作起来，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现象，从而需要明确人是问题的中心，明确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关人、人权问题，提出了不少看法。

经济体制改革：管理民主化与自治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解决人与人权问题，其主要出发点是：首先要使经济面向人，面向社会，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要求，目的首先是使苏联能创造出无愧于现代文明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条件，保证公民经营自由；其次是要保证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

为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人、人权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特别强调了管理民主化和自治理论。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民主管理、自治、自我管理等概念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这是与他对上述问题给予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强调：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民主形式和扩大自治，才能在生产、科学和技术、文学、文化和艺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前进。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保障自觉遵守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

戈尔巴乔夫还强调改革与推动民主和自治制度的紧密联系。1987年5月18日，他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编辑部问题时说，苏联的“改革意味着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这指的不是摧毁我们的政治制度，而是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我们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在民主问题上，“苏联国内的分歧主要涉及民主进程范围、程度和速度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条件和强大武器。”他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推行民主化方针是粉碎阻碍机制的主要措施。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强调民主与自治思想，其基本出发点是寻找发展群众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创造活动的新途径，让千百万人以主人翁态度负责、自觉和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根本改变过去把人看作如技术设备、原料、能源这类管理客体的概念，要把人作为劳动活动和经济活动有意识的主体。要认识到人、人的劳动积极性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机制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来改革经济体制，使人这个主体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来看，把解决人的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取向的改革日益密切地结合了起来。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提交给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文件中指出：“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由人的利益决定的”，“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相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新观点也主要是与发挥人的作用、落实人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紧密连在一起的。

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解决人的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密切相关，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改革所有制，改革所有制又必须对传统所有制关系进行再认识。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只能在深入批判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形成，而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

从解决人、发挥人的积极性、使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等角度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还特别强调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与完善公有制是同一个过程，是不可分的。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生产者取得主人的权利同成为真正和有主动精神的主人，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还需要长期熟悉自己作为整个社会财富最高的惟一的所有者的新的地位，这就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熟悉、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另外，要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做大量工作，即创造那种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条件。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同一个过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自治，亦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充实人权

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所作的报告中，把“改革与人权”单列一个问题加以论述，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决定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主要标准”。（《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这次代表会议指出，苏联政治体制与党的变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实际参加解决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各种管理任务都由执行机关来完成，党政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由于低估和贬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导致个人崇拜现象不断复发；部门管理机关的职能和结构上都过于膨胀，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均难以对部门利益进行有效监督；社会生活的过分国家化，国家调节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极广泛范围；国家结构的官僚化和群众的社会创造精神下降，这导致社会思想单一化和停滞不前；传统的政治体制其运行机制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行政命令。（参见[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