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陶短房/文 作为一个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中年人，一个全家四口人（父亲、妹妹和我本人）中三口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参与过南京-名古屋双边友好交流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当我从网络上看到2月20日，发生在名古屋的一幕时，其愤怒的心情不言而喻。

就在这一天，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来访的、以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为首的南京市访日代表团时公然表示，“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针对这种公然违背东京审判裁决、违背历史事实、违背日本政府官方立场的言论，中方代表团并未当场予以明确反驳，却按部就班地交换礼品、合影留念，完成了既定日程。

“外事无小事”，南京市政府代表团此行，是以官方身份代表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受害城市出访。名古屋这座城市对于南京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它1978年即与南京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不仅是南京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第一座国外友好城市，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节点——中日乒乓外交的发生地；另一方面，它又是昔日南京大屠杀始作俑者——旧日本陆军第三师团驻地，这个师团不仅是1938年攻占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力之一，更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驻扎江苏境内，抗战胜利时的投降地点，就在南京东边不远的镇江市。对于这样一座与南京有着特殊渊源和复杂情感的城市，任何一个出访该地的南京官方代表团、任何一位到访的南京市官员，都应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素养和应对能力，或者干脆说，一个南京市民最朴素的反应。

友好要讲，合作也要讲，战争已经远去，大家都应向前看，这个道理南京人都懂，否则和名古屋也不会保持友好城市关系34年之久，更不会自改革开放之初直至今天，友好地迎接如过江之鲫的名古屋市各界访问团；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原则，正视历史责任，并对各种形式、各种来头的一切抹煞南京大屠杀历史罪责言行予以及时地、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历史和现实都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无原则的友谊与合作，是无基础、不牢固的“友谊”与“合作”，放弃底线一味迁就退让的结果不是赢得对方谅解，而只能换来对方的步步紧逼、得寸进尺。

事实也的确如此。河村隆之在名古屋-南京市际交流的官方场合释放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并非首次，而南京市有关方面隐忍的结果，是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和从“南京大屠杀是否不存在啊”的疑问句，到“南京大屠杀并未发生过”的肯定句之递进。不仅如此，2月20日事件发生后不到24小时间，日本右翼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抓住“南京市官方代表团未反驳‘南京大屠杀不存在说’”大做文章，甚至直接把帖子发到中国国内的微博上。

事发后南京市有关方面在不到48小时内“三次升级”回应力度，从“严正声明”到“指责性说明”，最终走到“断交”——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官方交往的地步，尽管亡羊补牢、未可谓晚，但最适当的回应时机、平台（会谈当场）业已丧失。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时在场的南京市官员缺乏应对经验，且“对上负责”思维定式根深蒂固，遇到突发性事件既不敢担当、也不会担当。倘果真如此，只能说，这些官员只学会了做官，却没有学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南京市民，一个合格的南京市“使者”和“代表”，只知“对上负责”，却不知对城市负责、对市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人们当然会想到，如果去年12月，河村隆之对副市长李琦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作性质类似、措辞稍轻挑衅和试探时，倘在场的南京市官员们“严正”一些、担当一些，2月20日的一幕会否发生；人们当然更会想到，倘没有舆论的压力和“上面”的意见，今天我们能否看到这48小时内补了又补的亡羊之牢。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学会了做官、却没学会做城市和市民使者、代表的一干人当初的“淡定”，最终既不能“巩固友好成果”（34年之久的南京-名古屋市友好关系陷入历史性最低点），也未必能“令上级满意”，如今这件事如何发展下去，恐已非南京市这一层面所能决定的了，至少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甚至外交部发言人都已出面、开口。

南京方面“说明”中称“部分名古屋市府官员”表示歉意，称河村隆之“言论不代表名古屋市只代表个人”之说即便属实，也毫无说服力——市长在市际官方交流中的公开言论，岂能不代表市政府？更何况，“部分名古屋市府官员”同样“只能代表个人”，且更没道理由南京方面出面“代表”。南京方面作此“说明”，不但会“越说越不明”，且给人的感觉仍是“忙于做官”，而不顾及南京市民的感受。

2.20事件发生后，河村隆之非但不收回言论、不道歉，反倒在当天傍晚、中方“三次升级”前进一步发出“为了中日友好有必要进行讨论”的进一步挑衅，显然对于自己的言行他毫无反省之意。而短短两天间“三次升级”、等于接连变相自我否定的南京市有关官员，是否真正反省、又是否反省出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