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那个无辜的、年轻的男孩王浩之死能像孙志刚一样改变点什么吗？他能是医患纠纷中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吗？统计显示，恶性医患冲突逐年上升，仅2011年全国就发生了10起砍杀医务人员血案。我们的判断是，如果医患之间的信任不能重建，医患流血将成为常态。

这显然是一连串“不正常”堆砌出的“常态”。通宵排队挂号，一个感冒要花费上千元，低级医疗事故频繁发生，医疗纠纷久拖不决，这些都是患者眼中的不正常。医生呢，他们眼里同样也有很多不正常：不乱开药就不能养活自己；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看上百个病人；患者对任何处方都充满质疑。这些不正常彼此交织，导致的结果是患者手持水果刀，医生头戴钢盔身带保镖，“医者父母心”变成了医患之间的“仇心”。

杀医行为无疑是极度恶劣的，除非法律正义的审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们也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暴力恰恰就围绕在我们周围，都是以弱者反抗强者的姿态出现：小贩的愤怒是因为被城管踢翻了摊位；被拆迁户投掷燃烧瓶是因为被官员强拆了房屋；患者也是弱者，当他躺在手术台上，被割错了器官，他能不愤怒吗？

从理性的角度解释当下的医患何以如此对立并不困难。将任何一个医患纠纷个案做一个整体性审视，都不难发现这其中都遵循同一个模式：患者用高昂的代价（包括物质和精神）得到了并不满意的治疗效果甚至是相反的结果，交换性价比之低足以让患者心生怨气，而医生惟一的解释是医学不是万能的，这并不是狡辩。但问题是患者的怨气却没有适当的发泄渠道，最终衍变成了实际的砍杀行为。

我们也许可以用制度建设来解决部分问题，比如通过医改破除以药养医的弊端，建立更多的医院让看病不再难，制订更好的法规让医患纠纷顺畅解决等等，但是同样，制度不是万能的，医患纠纷乃至这个社会，缺少的是一种叫“责任”的东西。

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要言之，完全丧失了责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其生存意蕴也将降低到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

具体来说，医生是不是可以因为收入低，而不顾自己的责任肆意为患者开药甚至是过度治疗？城管是不是可以因为自己的权力，降低底线殴打残疾小贩？还有官员是不是可以因为要城市建设，随便拆掉别人的房屋？还有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是不是可以因为怕被诬陷，就丢弃自己的人性，对路边等待救助的老人视而不见？

如果这种“责任感”消失，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信任消失，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的社会将会非常可怕，食品是有毒的、医院是不安全的、路上是危险的，整个社会进入一种“互害”模式，每个人都可能伤害别人，同时又被别人伤害。患者被医生伤害，而医生又有可能是被拆迁者，而患者也可能是出售“毒奶粉”的奸商。

所以，不要将“医患之痛”完全归罪于不完善的制度，当然坏的制度可能放大人性之恶，好的制度却能让人心向善。如果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底线，尽力地控制人性之恶的泛滥，至少是“不作恶”，那么坏的制度势必会被改造。否则，没有底线的社会，痛的地方不仅仅是医患之间，警察与民众、城管与小贩、官员与庶民等等关系都将成为痛点所在，整个社会将百病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