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法律文化与公共阅读 by 何帆
阅读与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一个人亲近一本书，是一种机缘，由于喜爱这本书，进而产生翻译愿望，则是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它，并分享读书的快乐。
我的本职工作是法官，与翻译结缘，完全出于偶然。2006年，因从事司法工作，又写过一本小说，出版界一位朋友觉得我对“法律和文学”话题或有心得，约我翻译一本名为《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小册子。说实话，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晦涩，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才译完，虽然因此掌握不少新知，但也体会到译事艰难，不敢轻易再动译笔。
2008年，我迷上了美国律政剧，陆续追过《金牌律师》、《法律和秩序》和《律政狂鲨》，更是《波士顿法律》的“忠粉”。与普通律政剧不同的是，《波士顿法律》集中反映了当代美国人在司法文化与法律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过，当时市面关于美国司法的书多数较陈旧，对重要案件和主要纷争的介绍也不多，回答不了我的内心疑问。这时，一位朋友请我翻译《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这本书是《纽约时报》2007年评定的“十大好书”之一。它从联邦最高法院的视角，集中介绍了1991年到2007年期间的美国司法政治，正好与我的兴趣相符。
《九人: 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美) 杰弗里·图宾/著
何帆/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4月
《九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户。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既了解到宪政基础知识，也掌握了研究美国司法的路径。之前追看美剧时产生的种种疑问，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此后，我在《新京报》开设了“彼岸司法”专栏，定期介绍联邦最高法院最新判例。其间有读者反映，千字专栏只够介绍案情，很难把其中包含的宪政、法律问题说深、说透，希望我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度解读一个案件，全面梳理言论自由或刑事领域的法律争议。
《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
（英）威廉·S. 霍尔兹沃斯/著
何帆/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5月
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我暂时还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邀请我翻译《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安东尼·刘易斯的《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一书。在这本书里，刘易斯先生以如花妙笔，串接言论自由历史，界定批评官员尺度，反思新闻伦理边界，展示了一位资深新闻人的深厚功力与自省精神。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虽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却也切中当下中国诸多时弊。这也充分说明，一本非虚构类好书的生命力，除了好的结构、文笔与丰富的信息量，还在于对时代问题的准确把握与深刻反映。
读完原书，我很佩服作者的功力和文字，可以说，这正是自己一直想写，而又未能写出的书。既然写不出来，不如先译一本。虽然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已有过译书经验，对司法背景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是刘易斯先生毕竟是一名记者，行文简洁、平实、流畅，面向的也主要是没有任何法律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如何译出原文的韵味，对译者确实是一个挑战。
曾有人说，翻译即背叛，每本译著都是原著的“叛徒”。理论上当然可以这么讲，因为世上没有绝对无错的译文。但是，忠于原意与顺畅译文，其实可以和谐共存。就像傅雷先生说的，好的译者，会想象作者如何用汉语说话，尽可能揣摩原作的神韵与味道，用精到的汉语，将原作的意思准确传达给读者。这也是我在处理语句时，秉持的一项原则：尽可能不用“西化”表述，不让读者有“隔”的感觉。不过，我不太赞成为追求语言的感染力，套用方言，过度汉化。比如，你不能把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纽约客，译成满口京腔的“京油子”。
《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美）琳达·格林豪斯/著
何帆/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6月
与文学著作不同的是，法律著作，哪怕是通俗法律作品，也会涉及许多背景知识，必须经过反复比对、推敲，查证当时的判例、条文或史实，所以翻译速度会相对慢一些。总体来说，翻译还是应求稳当、求准确，不能求快。我自己习惯边翻译，边做译者注。有时通过翻查资料，弄清了某个术语或词汇的含义或背景，再详细解释在译者注里，会比写完一篇论文还要开心。曾有朋友将字斟句酌的翻译，比喻为“与语词鏖战”的经历，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也很享受这种“鏖战”的乐趣。
全书译完后，我与编辑认真讨论了书名问题。原书名直译为《不得立法：沙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主标题源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国读者对这段话或许耳熟能详，但国内读者却未必了解，如果用这样的书名，许多读者可能会直接忽略此书。而且，这么译也可能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不受任何立法限制的。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结合全书主题，将译名定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回头来看，这本书虽然销量还成，但副标题定得不够科学。贯穿全书的那起案件中，最初是警察局长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诽谤，所以原来的案名是“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纽约时报》一审、二审失利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才反败为胜。因为《纽约时报》是上诉人，所以这起案件在最高法院的案名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一本书的副标题，还是用一审中的案名“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比较符合叙事逻辑。否则，会让读者误以为本案的起因，是《纽约时报》跑到法院告了沙利文。
《批评官员的尺度》
（美）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一些在高校任教的同学，曾建议我多译点儿学术书，增加我个人的“学术含金量”。但我始终认为，中国现在不缺阳春白雪的学术，缺的是常识的普及和传播，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能够让非专业读者也能接近、接受和领会的社科书。就像这本《批评官员的尺度》，学者可能嫌它不学术，专业译者可能嫌它太专业，但它最终起到的传播效果，以及对常识形成的推动，恐怕不会比专业著作差。
近些年，我翻译的作品，多与法政题材相关，面向的也主要是非法律专业读者。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推动更多人把握司法规律，洞悉法治精神。最近，自己刚译完美国最高法院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的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这是一本面向普通民众，讲述司法与民主、民意关系的书。布雷耶在书中感慨，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不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称，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法官和议员的区别，却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可以说出《美国偶像》三名评委的名字。他认为，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普通人也应略懂些宪政或法律的基础知识，了解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理解政府依法行政、法官独立审判的重要意义，才会审慎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而这种知识的普及，需要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们的共同努力。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也希望能够通过翻译，尽自己一份努力。
不过，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的想法是，会同一些出版界与法律界的同道，用三到五年时间，逐步引入一些国外公共阅读领域的优秀法律图书，以翻译或改编等形式，将它们呈现给广大读者。这些书题材广泛，包括著名法官、律师、检察官的传记、经典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外杰出法官的一些著述。目前我已主编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推出了四位大法官的传记。译者也都是我从豆瓣网站、律政剧字幕组中“挖”来的同道，译出的作品非常令人满意。我把整套丛书命名为“燃灯者”书系，看重的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的含义。
初涉译事只是人生插曲，策划、操作“燃灯者”书系，却成为我在担任法官之余，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幸运的是，我非常享受这个转折，也格外珍惜与法政译事的缘分。
何帆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译有：
《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批评官员的自由：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自由的精神：勒尼德·汉德法官书信演说录》
著有：
《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等。
①：原书名直译为《不得立法：沙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主标题源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①：延展阅读；链接，巴尼罗塞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