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早调整
导语: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导致老龄化日趋严重、新生男女婴比例失调、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计划生育越来越流于管穷人、不管富人的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公与官民冲突。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张宏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已经实行三十多年。时代变迁,当初施行这一国策的基本理由今天已不再适用。近期,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国民正自发呼吁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与万千国民一道,我们呼吁中央政府俯听国民呼声,大幅度松绑并最终废除计划生育。

从人口增长趋势看,中国目前的担忧已经由人口过快增长转为人口增长缓慢。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中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十年前的数据尚且如此,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应当更低。

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老龄化日趋严重,年轻一代需要抚养两倍甚至四倍于己的老年人。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使中国年轻一代的竞争力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也使人口性别比例出现了扭曲。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通过种种办法选择后代性别,导致中国新生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00:118,即每出生一百个女孩,会出生118个男孩。不论是老龄化社会,还是男女比例失调,都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考虑到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忧虑目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太早,而恐怕是太晚了。只能寄希望于亡羊补牢,努力削弱此政策对后代子孙的负面影响。

在当今中国,人们诟病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财富向少数人聚拢,社会服务等公共资源也尾随财富流向这些少数人。以计划生育为例,这一政策对富有阶层的管制力已经越来越弱。富人完全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或者海外生子等种种办法,避开计划生育管制。在一些乡镇农村地区,强势家族根本无视计划生育政策,人丁兴旺,在地方坐大。

与此相反,没有权势财富的普通城市居民,若是违反计划生育,就要面临3-10倍的当地平均工资的罚款,这样的罚款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是巨大的经济负担。而在乡村地区,扒房牵牛、强行节育流产等违反基本人权的暴力施法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计划生育越来越流于管穷人、不管富人的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公与官民冲突。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还催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官僚系统。根据人口计生委《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万人。这只是七年前的数据,若再加上那些不在册的“临时工”,目前中国从事与计生相关工作的“吃皇粮”人口恐怕已远高于50万人。对于这支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是每年对超生人口家庭罚没的社会抚养费。

据媒体报道,2011年全国31个内陆省市社会抚养费总征收规模或达279亿元,从1980年到现在,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这笔数目庞大的罚没款有相当部分被返还给地方社生系统,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事实上,这笔巨资很大一部分流进了地方计生官员和“临时工”的腰包,或是以各种名目支付着地方计生官员们的吃喝及其他公务消费,以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做好计生工作。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下,部分地区计生官员居然还奉行放水养鱼,以保证每年有一定的社会抚养费收入。这个荒谬的政策设计除了养活一大批计生官员,穷凶极恶地抓捕“非法孕妇”和罚款扒房外,甚至会成为贪腐的温床,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对社会有益的积极因素。

有人将目前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口过多,认为计划生育仍应续行。这种看法欠妥。中国人口基数依然庞大确是事实,但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打一定超前量,若等到医院、学校不再忧虑人多为患时再作调整,中国的人口增长曲线早就滑入负增长区间,再作调整也已为时过晚。

总而言之,在目前中国人口形势下,大幅松绑并最终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已属势在必然。这一政策事关子孙福祉、国运昌盛,容不得半点轻心怠慢。纵然中国目前待解难题如麻,为政者仍须将眼光放长,把计生政策调整列入优先考虑,以期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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