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朱冲/文 历经两年的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渐进尾声，但留给外人的思考则远没有结束。
究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谢亚龙的律师金晓光表示，谢亚龙当庭提供了被刑讯逼供的线索，包括被刑讯逼供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实施人。谢亚龙说得很详细，被关押人员扇耳光、用警棍电击、殴打、脱光衣服浇凉水、不让休息，惯常的殴打和辱骂，在火车上扇他耳光，耳朵都被扇出了血水。谢亚龙说警方还扣留了他患有尿毒症的妻子，不说就不让他妻子走。“可以说谢亚龙的供词绝大多数都是在刑讯逼供下完成的。”金晓光律师说。
辩护律师陈刚表示，谢亚龙因受刑讯逼供造成身体伤害，对此辩方已经向法庭提出做司法鉴定的申请，但是这一程序没有启动。因为谢亚龙当庭翻供，推翻此前交代的犯罪情况，公诉人当庭撤销了对谢亚龙自首行为的认可。对于公诉人的这一做法，法律专家郝劲松认为：“这不应该。刑讯逼供和坦白自首是分开的。自首的部分还是应该认定。”
此外，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表示：“律师提请出庭的20多名证人无一到场，上午仅有的两排庭审席还坐了20个人，到了下午就只坐了十一二个人，关注度这么高的一个案件就只有这么点人到场旁听？”
不只是谢亚龙，蔚少辉、邵文忠、李冬生等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供”，司法程序是否公正成为了焦点所在。李冬生的律师表示：“被告人第一次被公安机关询问之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在第一次询问之后我就申请会见，但历时15个月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会见，所有的律师都存在这种情况。也正因为如此，产生了像谢亚龙这样的问题，办案机关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允许律师对被告人提供服务，导致了刑讯逼供，谢亚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同时介绍：“李冬生的案子，办案人员在询问中也有诱供和强制认罪的发问，这些在证据笔录里面比比皆是。这都是没有让律师及时会见当事人这种错误造成的。”
其二，根据庭审记录统计，包括物品在内，受贿总金额达2556.9万元。其中，名表、名包、字画、购物卡等依然是腐败者收礼的首选。
根据记录，收受手表的有4人，分别是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4人共收受手表13块，尤其是南勇，光他本人收受的手表就有8块之多。这是南勇案审理中的最大特点——除了接受几笔现金外，更多的受贿行为都是收受礼品。其中包括劳力士金表、保健品、价值2万多元的洋酒、5000多元的加油卡等。另据南勇妻子介绍，家里的一些摆设，比如花瓶、字画等，甚至连几双上好的皮鞋，都被当做证物，拿去“协助调查”。
除了名表、名酒，名牌服装、皮鞋、相机、笔记本电脑，甚至冰箱这类家用电器，都在他们的收受之列。在涉及行贿的球员中，多数也都以送礼为主。2007年6月，蔚少辉曾收受郑智送的LV拉杆箱一个，价值2万多元。为了去国外踢球，郑智也曾送给南勇手表。为了参加教练员培训班，李霄鹏也送给南勇一块劳力士手表。此外，蔚少辉案中还爆出了闫峰等球员涉嫌行贿蔚少辉10万元的消费卡。
正因为此，这也是庭审中的争议焦点，究竟属人情往来，还是收受贿赂？在审判阶段，南勇等人表示，遇有人情世故时，他们也曾回赠对方礼品。不过，被认为“鳌拜”、“铁腕”的南勇并没有像表面看上去书生气的谢亚龙那样当庭翻供，指控刑讯逼供，他反而表示：“其中某些证人的证词不是事实，我很委屈，但我也不想去追究了。”他认为，“当时职业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各方面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足球职业化是作为试验品开始的，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逐渐衍生出了种种的潜规则，从事足球的人都身陷其中。我该做的工作也做了，但没有做好，相关人员不满意、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历史选择了我，只能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对此，著名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坦陈：“目前我国法律对礼金和受贿的区分确实难以界定。现实法律审判中也经常出现把礼金认定为不合法收入，予以没收，而不算作犯罪的情况。如在一些窝案、串案当中，涉案人员很多，办案部门可能会划一条线，即规定收钱在多少数额以下，只要把钱退出就不再追究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收到的钱作为礼金来处理，不作为犯罪。目前的认定方法是，收受数额很大，超出了一般的人情往来范畴，送钱人与收钱人之间也确实有某些方面的业务往来，则被认定为受贿。”许兰亭提议，“希望借此机会能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收受1000元或2000元以上属受贿等。美国就规定，超过100美元以上的礼金都需上交。”
南勇还希望通过此案件，促进体制改革和创新。“南勇跟我特别提出来，一定要在他的主体身份上，也就是中国足协属于体育社会团体上下功夫。他知道这对庭审可能没有帮助，但南勇让我仍然要做这项工作，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首先足协是经过民政部登记的民间团体；第二，国际足联对此是有要求的，作为NGO（非政府）组织，是要符合规定的，政府不可以干涉，但中国足协恰恰不是这样。南勇很有预见性，他说对这一点的研究，并不会让他的案子本身能有所改变，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南勇的律师说，“南勇相信中国足协作为民间体育团体，将来一定要和国际足联接轨，不管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推动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