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对本网记者说，现在不少国企，每换一次老总就要更改一次办公室布局，甚至对单位的建筑大动干戈，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为什么这样呢？企业负责人的出生年月不一样，所需风水也不一样，所以，办公室的布局频频更换，否则，得不到“庇佑”就很难“升迁”。

张功耀向本网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2000年，他的父亲去世了。由于当地农村没有推行公墓制，亲朋都主张去找一个风水先生选一块墓地。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科学哲学教授的张功耀，也不得不附和、默许了家人的风水安排。 

“像我这样一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教授，回到农村也得迁就农民信风水，并为风水买单，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张功耀感慨道。

盛行背后

风水班主办者称，他们要普及的是建筑风水文化。国际易学联合会的副会长董光壁称:“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

“风水和科学两回事，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中国人协调人与环境的理想，是中国人几千年经验积累下来的感性认识。今天风水又热起来只能说明我们发现缺少共同信仰和自信，并希望在风水传统中找回点什么，尽管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曾多次表达他的观点：中国的古代学科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分科的。像天文、数学、建筑这些学科,在古代都是归在“风水”中的，风水是集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在王其亨看来：“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竞争速度加快，物质生活改善。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个人对未来的顾虑也随之增加。人们希望生活的安定和工作的升迁，寄希望予风水师以心理安慰，风水又重新“得宠”。

俞孔坚认为，打破传统风水观念多年后，人们忽然发现城市和建筑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了，人们需要寻找新的信仰和规则。“搞科研辛苦，又要坐冷板凳，往往是辛辛苦苦做完研究，还要为发表文章四处凑版面费。”张功耀说，虽然国家建设部曾经否认认可风水研究的资质，但是一小部分科研工作者迎合“社会需要”，为风水做科学粉饰，出现了“为风水正名”的呼声，学术界每年发表的与风水有关的论文都在百篇以上。

风水重兴并逐渐升温的另一个诱因是国内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改善。对此，香港著名风水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蒋文匡称：“全世界华人13亿8000万，其中4000万在台港澳和海外，这4000万华人都信风水，他们也是华人中最富的，现在中国内地富起来了，所以信风水的人也多起来了。” 

据张功耀分析，港澳回归后与内地文化交流密切，港人信风水的风气对内地也有一定影响。张说，目前在内地房地产界最受欢迎的是香港风水师，看一个楼盘动辄可以得到上百万元人民币报酬，香港人购置房产，花在风水上的钱与买房的钱差不多持平。

港人好风水，一个被媒体广为关注的实例是香港中银大厦。大厦的设计者是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在大厦设计中，他改变了西方“火柴盒”式的建筑造型的思想，创造了用不同几何形状来进行建筑美学设计的方法。

这种设计在美国、法国、北京，都没有碰到任何问题，一用到香港，就出麻烦了。因为，贝聿铭自己并不相信风水，但是香港人却信。建造皇都饭店时，相信风水的香港人担心饭店建好后，“九龙”山的“龙”会找不到洗澡的地方。他们坚持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强烈要求在饭店前厅增加四十扇窗户，以便让这“九条龙”能找到下水的路线，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水风波。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那里，风水是另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这里的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我会遇到麻烦，但我不能预料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对本网记者分析，第一、风水师勘选地址观察山川河流、阳光、水土、植被等状况，这些并没有超越常识的范畴。第二、迷信风水的人往往只相信风水“有效”的传闻，不相信对“有效”的科学分析。这些人往往仰赖宿命，对自己缺乏信心。第三、富贵者幻想通过风水继续富贵，而贫困者幻想通过宿命改变命运，迷信风水的人往往有从众心理。有些信得痴迷的人，连在家里摆一只养鱼的鱼缸都要去找风水先生咨询，“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束缚到这样的程度，还怎么能安心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