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张宏 从上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传来的坏消息不断，从工业生产、发电量到外贸及GDP数据，都明确指向中国高增长时代已经到了终结的边缘。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不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好坏也成了全球经济的指向标。如果中国经济呈现欧元区目前面临的困境，或者再现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高空坠落，这对于全球经济的损伤无疑是致命的。

在与实体产业的经理人的交流中显示，此轮经济下滑可能会比2008年更加严峻，原因在于2008年是急跌，急跌后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救市还有反弹的机会。但此轮衰退既是此前政策效应的累加，也蕴涵着国际经济向坏的外部压力，可以说是“钝刀子割肉”，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发改委在上半年批项目的速度明显加快，这才有了“跑部稳增长”这样的说法。地方政府要保持GDP速度不落，就只能想尽办法从中央财政中套取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大额基础设施投资，GDP也就有了保证。这是典型的官员政绩逻辑。至于此后的可持续性发展，没有官员会考虑太多。国有投资的效率低下，且边际效益递减。越是想用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后遗症的危害就会越大。这点从4万亿刺激政策就可以明显看到。

但即便是最愚笨的人也明白，这样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早晚有一天会撞上南墙。这个南墙是，货币超发无度，通胀卷土重来，大量基建设施空置，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达到破产水平。在无法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情况下，越多的投资只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债务，最终使政府信用破产。

尽管目前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但仍有不少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仍有持续增长的空间与能力。不论是城市化的进程，还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都拥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并会催生巨大的需求，让中国经济以适度的速度继续增长。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经济要引入高效率的投资，而非重复以往的低效率国有投资。

投资效率的提升，首先是要确保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外界一直在猜测中国银行业的坏账规模，但实际上中国银行业的健康程度，远高于那些外部经济学家的预测。原因在于，中国人出于养老、医疗方面的顾虑，一直倾向于银行储蓄。高储率使银行可以获得充足且廉价的资本进行借贷，并获得暴利。近期央行尝试引入存款利率竞争机制，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只有银行在存款上存在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储户的利益不被金融管制所吞噬，进而逼迫银行提高营运水平，最终提高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因此，金融管制的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推行，是打破以往“一投资就增长，不投资就停滞”的经济增长怪圈的关键。

同时，在国有投资主导的经济格局下，大型国有企业拥有政策优势、垄断地位和广泛的政界人脉，自然是获利最多者。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且市场垄断不仅无法带来更快的市场发展，更会窒息本来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从来就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市场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因此，在更多的领域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鼓励资本从低效率行业迅速流转到高效率行业，以市场之手来调节经济周期。

鼓励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原先国有垄断领域的“36条”已经发布多年，近期还将有“非公36条”细则出台，这些政策所预示的方向是正确且明确的，但在实际中却迟迟难以得到落实。其中的根本原因仍在于繁琐的行政审批机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除了在这些以往难以得到突破的领域加大改革推动力度外，中央政府还应该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民资松绑，为非公经济注入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动力。

面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局，简单地批项目增加投资的收效是很有限的，中央政策既要救当下之急，更要考虑长远发展。只有短、中、长期各项政策的综合使用，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努力延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