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吕尚春 将到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频频亮相的“地王”引人关注。一线大城市年底捞金，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渴求资金的县级政府，找钱乏术。

规模颇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等米下锅，而由于房地产调控陷于低潮的“土地财政”，已经没有能力输送资金。近期，江苏多地出现县乡政府向干部摊派找钱任务：盐城射阳县洋马镇政府提供14.4%年息，向机关干部下派任务；大丰市新丰镇也向内部职工融资：正科级60万，副科级20万，普通职工5万，上不封顶。

土地并非不能生钱，而是房地产商的滚滚热钱重聚一线城市。两三年前，房地产企业扩散向三、四线城市一时成为风气，正是这些从北、上、广“逃离”的房地产资金催热了为数众多的县城房价，一些原本房价千元左右的小县城，居然渐升向三四千元一平米。处于行政梯级末端的小县城似乎迎来了新一轮的上升契机。

然而，在经过一轮房地产开发周期之后，处于行政低阶的小型城市，很快暴露出自家身价，就公共资源如医、教、商而言，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远非小城市可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放大，在《中央专项拨款管理改革研究》课题组调查之后发现：目前转移支付体系存在着“专项转移资金往往是先分到各部委和省市，再逐级往下分，截留、挪用现象严重”，“一些本应补助到县乡或具体项目的资金也会被上级政府截留。”这就导致，无论是医、教、商，还是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均呈现出随着行政级别从高到低而一路下滑，地产商群体发现，比一类城市更为殷勤的基层官员，难掩行政资源的单薄。

以医疗为例：一个重病人的救治路线，必然是先到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奔向北京。又何止是医疗，随城市行政级别而由强趋弱的是整个公共系统中的所有环节。对于房地产开发而言，出售的房屋仅仅是水面上的船，而这个船的价值大小却是由水域的规模、浮力决定的。这就是今年年底，房地产商重聚一线城市的原因所在，据公开数据显示，三季度四个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土地出让金总计 414.7亿元，环比大涨355.7%，已达到2011年调控后的最高值。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阶段性资源储备，而是“下乡”体验了行政末梢的单薄瘦弱后的大肆“反扑”。

房地产商虽然在逐渐淡出三、四线城市，然而三、四线城市追赶城市化的浪潮却无法停步。新一轮的GDP政绩迫在眉睫，所需资金，从何而来？银行贷款、政策性贷款，已逐渐封闭，按照银监会规定，每个省会城市（含副省级城市）最多有两家融资平台申请发债；地级市、百强县允许有一家发债。这意味着，非百强县的县城几乎被甩出了平台融资队列，县府可寻找的筹款之路非常狭窄。向民间借钱，或是如江苏盐城洋马镇以14.4%年息向干部融资，或者走信托融资渠道，将自身家底暂时“典当”出去，并非信托公司在买县政府的账，而是自身的商业诉求，“信托公司苦于房地产信托和银信合作受限急需开辟新业务，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新的利润重心。”然而，县府的基建工程，规模虽庞大，但是多属于公共工程，文化广场、标志建筑、道路交通，变现能力极差，偿还能力令人质疑，因此大多数县政府与信托公司之间的契约，都有将财政收入纳入偿还信托的承诺。

没有土地财政护航，县府能有多大偿付能力呢？可以想象的结果是，到还款之日，信托公司与县政府共画新饼，寻找一个新的高深“概念”，然后用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收入作为新的抵押。一轮又一轮的GDP洪潮，将一笔又一笔的偿还与抵押向后推移。一个GDP数字已然成为基层政府难以承受之重，从大兴建设之风气，到不得不积压偿付风险，已成为我们当下必须重视的“新底层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