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程久龙 被问政者无从准备，但必须现场作答

7月4日下午，尽管武汉酷暑难耐，位于汉口区香港路的武汉电视台演播厅，却同时迎来了6位参加节目的特别来宾——武汉6个远城区最高行政长官——区长。

下午5:30，距离节目正式开播还有两个半小时，6位区长来到演播厅，准备节目入场式的彩排。

对于这样的场合，区长们明显表现不适。在开场白彩排中，个别区长一度因为紧张而出现语塞。区长们内心忐忑是有理由的，一会儿他们将面对主持人、现场观众、网友以及电视机前武汉市民对他们履职工作进行的尖锐现场拷问。“六位远城区区长同时走进一档电视节目，这在武汉还是首次。”一位在现场的编导这样告诉本报。

由于所有的“问题”事前均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让被问政者无从准备，但必须现场作答。在前几场节目中，不少官员因此表情难堪、尴尬倍出。

但对于广大武汉市民，在缺少民意表达渠道的当下，该节目创下了武汉地区的收视狂潮。

来自武汉电视台的数据称，其收视率是黄金时段日播电视剧的3倍。

这就是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和武汉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议政类现场直播节目——2012武汉市“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

自去年武汉“电视问政”采取直播，并邀请市委常委、副市长等当地“重量级”官员以来，该节目在武汉当地反响强烈，并引起全国范围广泛关注。而本报从武汉市纪委知悉，当地有意将“电视问政”打造成武汉市民参政议政的一个常态化的平台。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因素，则是武汉近年掀起的治庸问责风暴。“电视问政其实是一个点，要通过这个点实现放大效应。”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要实现各级干部作风的转变，需要有一个长效机制，电视问政只是手段之一。

被问责的尴尬

晚上八时，灯光亮起。2012年武汉“电视问政”第五场正式开始，场次的主题是“发展惠民生”。

在6位区长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后，直播大厅的气氛陡然紧张。6位区长目不转睛地聚焦大屏幕，神情严肃。

很快，屏幕中出现了一组记者暗访镜头：位于黄陂区前川新城工业园区，园区内大半土地处于撂荒状态，规划道路建设进展缓慢，园区北部地块外围通道建设大部分停工。而此前，当地政府曾对外宣称，已引进十多家企业，但经记者调查仅3家投产。

短片播完后，观众和镜头立刻聚焦到黄陂区区长吴祖云身上。吴祖云表情颇为尴尬，在经过一番解释后他坦言，工业园区的配套确实还不完善，并当场向企业家道歉：“请大家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还大家一片蓝天。”

现场点评嘉宾、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黄红云教授直言：“我如果是在座的6位区长，晚上肯定睡不着。”她进一步指责，工业园不是圈一块地就可以招商引资的，“如果下一个园区就此延续建设，武汉的‘工业倍增’的计划，工业没有倍增，半拉子的工业园区倒是倍增了。”

节目直播间隙的广告时段，黄陂区区长吴祖云不断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但这还不是最尖锐的问政。在此前第四场主题“规范促和谐”的问政中，主持人现场将一个空信封送到武汉市工商局局长高丹彦手中，而在随后播出的一段记者暗访中，一家企业负责人反映，在当地工商部门办理正常的变更登记手续的过程中，被暗示索要“好处费”。

这当场就让高丹彦局长措手不及，表情极为难堪。在尴尬之后他回应道：“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廉政纪律。市工商局一旦收到此类举报，将立即启动问责和监察程序，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除了犀利尖锐的追问外，直播现场还不乏一些有“争议”的问政，直指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

在第一场电视问政中，有群众质问汽车尾气排放问题如何监管。但该问题由于涉及到环保、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市民投诉无门。这是一例典型的政府管理中的“真空地带”。武汉市环保局一负责人在现场也颇感委屈，“我们没有拦车的权利”。

武汉市编办主任黄松如现场回应，按照武汉市规定，尾气排放明确市环保局为牵头责任单位，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配合：“板子第一个打在环保局身上，其他局该打也得打。”

“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电视问政’节目很难做起来。”一位节目主创人员这样告诉本报，一次性邀请这些当地‘重量级’官员同台问责，非电视台一己之力所能及。

此轮电视问政，被问责嘉宾包括多名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此外还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多个要职部门“一把手”。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电视问政”节目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必须参加，并得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大力支持。

“电视问政的时间安排早在2月份就对外公布了，我们要求被问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必须提前预留时间。”武汉市纪委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纪委要求相关负责人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而作为节目的制作方——武汉电视台对此也高度重视，“电视问政”被定为年度“重头戏”。

“从市委、市政府今年发布‘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以来，我们就着手准备。”“电视问政”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告诉本报，“问题的设置，都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展开。”

“问题设置的标准，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宋志雄看来，“电视问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是更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从善意的角度去监督，最终目的还是促进政府的工作”。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整个“电视问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体问责的问题，都是由电视台记者去寻找，相当宽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汉电视台内部，这些筹划中的问责问题，都遵循严格的保密程序。“追问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宋志雄介绍。

由于采取现场直播提问的形式，部分被问责的官员现场表现颇为尴尬，事后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一度抱怨问题过于尖锐。但武汉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对节目施压，反而持鼓励态度。

在此轮“电视问政”首场结束后的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武汉电视台香港路演播厅，“我特地来给大家鼓劲、撑腰，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长效化待考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

长期以来，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武汉市容市貌却存在“脏乱差”的现状，民间一度笑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而与众多内地城市类似，武汉的政府机构也存在“庸懒散”等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投资环境。

尤其是在武汉力图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武汉对外的招商引资。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牵头”。

2011年，武汉市针对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十个突出问题”，首次采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限期承诺整改，并通过年底的现场直播“电视问政”来问责政府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节目贴近民生，群众参与度高，一经播出即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同时也在政府职能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计划将“电视问政”作为政府机构治庸问责的一个平台，并尝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今年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涵盖清理部门职责、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实项目新审批流程等多个方面，涉及市委组织部、监察局、国土规划局、发改委等近20个职能部门，采取责任单位负责制。

按照计划，从3月份开始到11月，开展承诺整改专项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过两轮“电视问政”对承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和问责。这意味着这档电视节目，已经作为武汉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

此轮由6月底开始，连续五场“电视问政”，则被看做是武汉政府针对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不是一档简单的电视节目，而是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

五场“电视问政”中，被问责官员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去办”。对此，车延高感慨颇多：“群众提到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马上就办，但为什么要在‘电视问政’中才‘马上去办’。”

在车延高看来，在“电视问政”这样一个场合，采取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倒逼机制，“没有推诿，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在问责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其绩效考核的范围。本报从武汉市纪委获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问责96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组织处理106人，涉及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36人、科级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将“电视问政”扩大到两轮以后，按照每轮五个场次计算，整个年度将有十场主题问政。

据车延高介绍，除了定期的“电视问政”之外，还将建立市民评议、媒体暗访、群众监督等多种问责机制，“接下来，我们将考虑把问政对象的范围扩大，不仅问政‘一把手’，还将问政基层站所的负责人，实现问政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