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十几年前曾看过一本洋人明恩溥写的书《中国人的特性》，印象不好，觉得这厮把中国人身上的缺点骂了个遍。没法容忍的是，说国人没精确习惯和时间观念，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也就罢了，这鬼佬居然敢嘲笑国人强悍高超的忍疼本领。据他的观察，中国人的神经系统和洋人长得不一样，所以不正常是应该的。中国人耐性突出，可以经常面无表情毫无怨言地等待任何灾难的降临，从容平静地忍受灾荒、饥饿和杀戮，甚至手术可以不用麻醉药，强忍剧痛一撑到底。这和盎格鲁萨克逊人敏感纤细的优雅性格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是高低两个人种。也怪不得他会鄙夷地随手给国人脸上拍个“麻木不仁”的标签。这还不算，鬼佬还说国人天生不会烦恼，真是一大幸运！否则苦海无边，回头没岸，那可真是没法活了！

这番话把我国人当成了很傻很快乐的怪物，简直是不怀好意，虽然大先生说过，咱们权且把这话当“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算是给他一点开脱，可在我看来如此鄙视国人仍然令人不爽，甚至容易生出些怨恨来。

怨恨这鬼佬的原因是他打碎了我的一个少年红色之梦。那梦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血红色的，是少时看革命小说《红岩》落下的癔症。每读到江姐双手插满竹签却一声不吭怒目而视党国狱头那段，顿感血液粘稠凝固得让人窒息，就快要止不住贲张出来。惊得自己好像满手真扎满了竹签，想象着和烈士一起慢慢失去了知觉，浪漫得让人欲仙欲死。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读一本歌颂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小说中，那革命者受伤后没麻药做手术，结果被绑到床上直接下锯子切掉伤腿，英雄疼得不行就直接大声唱起游击队歌来（长大后才发现了些破绽，那好汉锯着腿疼成那样还能唱对歌词，总觉有点奇怪），就这样，歌声伴随着拉锯声，读到此段的生理反应是先心疼，然后兴奋得抽搐。后来在《风声》里发现了更高版本的革命者，极度受刑后被放在手术台上，不但能唱“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里面还有摩斯密码。回想起来，那“疼”与革命粘连在一起的阅读记忆实在太重口味了。真是谁疼谁光荣，让我们这帮不懂事的孩子恨不得扑上去轮流替偶像疼上一疼才好。那时我就认定，能忍才是真汉子，怕疼不是真英雄。令我不解的是，在明恩溥的眼里，这么令人激动人心的优点怎么反成了缺点了呢？

多少年后，一位中文名叫凯博文的洋大夫做出了另一番对国人忍“疼”的别致解读，才让我的不爽减轻了许多。这洋大夫说，国人确实能忍，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逆来顺受，而是以疼痛作为反抗的武器，这话听起来就让人亢奋。洋大夫发现，中国人不但能忍肉体上的疼，还能忍精神上的疼，甚至把精神上的疼转换成肉体上的疼告诉你，这话猛一看觉得太离谱，难道中国人会变本加厉地修炼到什么事都能百忍成金？如果给他扣上顶大帽子，这岂不是比明恩溥那鬼佬还要鄙视中国人的反动言论吗？

不过仔细读读书里的观点，洋大夫却说出了一个为人忽略的常识，那就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国人几乎没人承认患过“抑郁症”，他们都爱使用“精神衰弱”这个说法诉说自己的病态。而且“精神衰弱”症状几乎全被转述成肉体的疼痛。比如有“闷”“火气大”这样的描述，更具体的表述可以是头疼、失眠、体重下降、精神分散和焦虑性疼痛，其实说的都是自己精神状态不好，却极力用表层的肉体症状加以掩饰，绝不承认患有抑郁之类的精神问题。

后来洋大夫终于发现了病人只谈肉体疼痛的真实秘密，原来他的病人几乎大多经历过“文革”政治斗争的摧残，心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们本人在单位、家庭和工作中曾遭遇各种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些精神病症又是在政治高压下逐渐酿成的，他们却以身体疼痛为名到处求医问药，这些行为统统被中国医生和病人共同贴上了“精神衰弱”这个似是而非的标签，相反，对“抑郁症”这个标准的病名却避之如瘟疫一般。理由再简单不过，在我们伟大祖国一片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在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浪潮的感染激励下，谁还敢说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病？如果真得了“抑郁症”，那肯定是对我们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怀不满，或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阴险情绪在酝酿发酵，不愿意暴露在阳光之下。至少也有点自绝于人民的意思。一旦沾上这评价，罪过可就大了。总之，那时国人只能拿身体说事，拿心理说事就是个罪过，躲都躲不过来，谁还敢故意往上凑。“精神衰弱”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它既然被转述成了一种肉体的疼，就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下的短暂不适应，是比较容易克服和自我解决的症状。病人借“精神衰弱”之名大谈肉体疼痛，一不留神还是种自我保护，比如可以用失眠、焦虑等身体不适为借口偷懒不去单位，或直接耍赖向领导提出各种要求，比如子女团聚、调动工作等等。医生也可在“精神衰弱”的招牌下，与病人达成“合谋”，比如帮忙开出假病假条等，使它变成减缓政治压力的弱者武器。用身体疼痛作为对抗环境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历次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屡屡上演，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而且不分阶层，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凯博文把这个抵抗的艺术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躯体化”。

病人表演“躯体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读书》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北大教授汤用彤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政治风波的故事。文章的标题就喻示汤老得了“思想病”。文中提到作为北大副校长，汤老最初不堪政治压力患上了脑淤血，这个阶段躯体疼痛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后来汤老就以病痛为借口慢慢脱离了北大的行政事务，不去单位上班了，也因祸得福地躲过了好几拨残酷斗争的冲击，卧病的理由大致也可算作广义的“神经衰弱”范围，身体疼痛不自觉地成了教授示弱的消极抵抗武器。据我估计，当时的知识分子里有不少人用过此招。

病人给自己自觉贴上“神经衰弱”的标签，实际上是和政治压迫展开一场拉锯战式的博弈，也迫使单位对这种抵抗的艺术不断加以默认，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和平衡。据说50年代大跃进时期还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发起过几次集体清除“精神衰弱”的运动，以对付日益严重的旷工旷课等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又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历史真是何其相似？）结果是风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这使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处事俗语叫“名正言顺”，道理说的没错，但我们这个社会却总是逼人去做“名实不符”的勾当。小老百姓们似乎习惯了去变态地只“做”不“说”。可这“名实不符”也许在农村中使得土法的精神治疗技术变相地潜伏存活了下来。在农村生活中，乡民心情郁闷不解都会去看“大仙”，“大仙”其实就是个准心理医生。我有次在陕西调查过一处“黄大仙”诊所，发现这位“大仙”并非是个通灵式人物，只不过比常人更善于察言观色而已，她能从三两句交谈中就一下子捕捉到对方的身份和背景信息。服用“仙方”显然也是给人心理安慰，没有真正物理意义上的疗效。

“大仙”在文革时期自然属于封建迷信，屡遭清除，“文革”后的复活，也是被默认成身体治疗的选择之一才残存了下来。乡民看病时混杂着各种信息，常常一通乱问，没人故意区分到底是精神还是肉体出现了疼痛。“大仙”也就不经意间成了解决乡民心理郁闷的一个通道，却没有一个“大仙”自封为精神病专家，或傻乎乎地对病人说你得了“抑郁症”，乡民也不会说谁谁出了什么心理问题，这是个只“做”不“说”，“名实不符”的好例子。

在当今中国，和精神病治疗相近的情形可以举出关于“性”事的“说”与“不说”，这是“名实不符”风气盛行的另一个例子。网上早已有人焦虑，日益暴增的城市流动打工人口，由于无法释放过剩的力比多，很可能成为潜在的最大一股“暴民”动乱的力量。去年就听说某省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召开时拿出提案，公开呼吁在中国设立“红灯区”。这位人民代表很可爱，提出的理由倒是义正词严，一点也不黄色。他可能会想，只有明确地人为划定一条黄与不黄的界限，才能真正起到道德训诫与社会监督的作用，比如踏入红灯区的人自然会备感道德压力而且便于鉴别接受监管，也可以解决大量流动人口如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何乐而不为？这位仁兄头脑天真简单，觉得社会既然早已淫秽遍地，大家光做不说毕竟不好，何妨把它规范化呢。没想到却犯了国内流行的“名实不符”，只“做”不“说”之金玉良言的大忌。

什么叫“内外有别”？在华人聚居地香港，如果你在旺角或油麻地遛达，就会发现各种“红灯区”的招牌，上面写着“马来妹”或“哈尔滨学生妹”的字样，香港政府对红灯区提倡的是“一鸡一窝”式的管理模式，黄色区域与其他颜色的区域界分十分明显，但是搬用到祖国大陆就一定不灵，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搞人肉买卖特区政治上不正确，而且别忘了现今到处流行的都是“名实不符”好办事的思维。故那仁兄的提案被冷冻当属再正常不过。我甚至有点担心这位代表会被骂成流氓，更惨的话会像韩国或台湾“国会”里互殴的代表，被暴打一顿，鼻青脸肿地抬回家去也未可知，以后再想体面地走进人大会堂可就难了！因为哪怕整个大陆到处都是红灯在暗处闪耀，也不可能公开挂牌标价鼓吹皮肉生涯。

前一阵儿看了好莱坞电影《僵尸之地》，让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在于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僵尸在行走，而且和以往的僵尸片中摇摇晃晃的身形比较，新片中僵尸健步如飞。也就是说，在新僵尸的追逐下，正常人拼命躲藏的难度在增加。但大体正常人与病态的界限还是清晰的，我不清楚的是，要是按照这个法子一直拍下去，等到僵尸的智商超过常人，那时就没人能躲能活了。我以为，这情形与“文革”以后的变化有点相似，“文革”时，那些标榜“神经衰弱”的人大多尽量在家歇息，正常人都在单位政治学习或者上班工作，两者的界限还是能辨识出来的。如今大部分单位取消政治学习了，装病的人也自然少了起来，因为单位都企业化了，一般人都在打卡上班，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老板不会听你抱怨呻吟，想用“神经衰弱”的理由开假条更是想都别想，“抑郁症”倒是可以公开承认，看精神科医生也大体不遭歧视，可是想学当年“神经衰弱”患者那样打着“抑郁症”招牌诓骗点自身权益可就越来越没了可能，弱者的抵抗艺术到此自然失灵。

有形的政治枷锁被摘除了，这年头却到处是戾气弥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想不抑郁都难。最近流行一种说法，人们见面打招呼的用语是：80年代：“你吃过了吗？”，90年代变成：“你离了吗？”，当今最时髦的问候则是：“你抑郁了吗？”这问候语的变迁里面潜藏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的界限越来越趋于模糊。再耸人听闻点说，也许不久的将来，你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群可能会一个个抑郁起来，正像僵尸片里每个人都感到邻人会瞬间变成僵尸扑过来咬你一样，到那时你怕不怕？反正我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