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去观察各类人群变成了一种习惯，谁一旦被扣上“剥削阶级”这顶帽子，就如惹上瘟疫。实际上，谈“阶级”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贵族”，才能依次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用这个标准看中国史，秦朝以前还讲“封建”，什么是“封建”？简单说，就是皇上按血缘尊贵亲疏远近割出一块块辖地，皇亲国戚在里面作威作福，享受特权。秦以后是流氓当道，连皇帝都丢了贵族血统，更别提血缘传承的正宗了，艺术更是在高低层之间来回乱串，失去了贵族阶序本来该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说极端话，认为秦以后根本没艺术可谈。

其实如果换个标准，汉以后贵族还是留着点残余的尾巴，如魏晋时期就讲“门阀”，做官选人都要看血统品级，虽然早已不是那么纯粹，没有了先秦那般严格的宗子继承，宗法谱系也丢散得几乎没影了，但南北朝时期南北地理空间虽裂成两截，倒是都靠世家大族支撑门面，二百年间相互对峙下来，两方人才的集中分布也逃不出几个大姓，他们不但互相联姻，而且家教谨严，甚至老在家里没事就操练朝章国典，门族之中个个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钟鼓礼仪相伴，应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从魏晋一朝历数下来，还是累积了一些对品位的甄别标准。

近世史家对此深有所悟，钱穆先生提出一个说法，他说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流品”往往表现得无影无形，散漫无迹，是一种感觉的产物，却也是区分“雅”“俗”的标准，所以其中散发出的味道是很难翻译成西语的，却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泼泼地用着。如“官”和“吏”就分两途，“吏胥”是被人看不起的，在科举制度中即有“清流”“浊流”之分，进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举人就变成“浊流”，沉淀在底层，教书人和衙门里办公文的师爷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也不一样，也有清浊的区分。

最近重读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邓先生有一个近似的说法，他以“品度”“伦际”观察中国风俗之变，相当有见地。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的一套品评人物事务的标准，每朝每代均不一样，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把握领会，没法用现代标准加以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谐谑”“歌咏”“游陟”，北宋为“士气中心时代”，则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之风，清代则有“雍容”“细密”“推延”“条理”的风气，这些描述都是从古书中归纳凝练出来的。

如果细细按照“品度”赏鉴各朝人物风气，倒是像一幅形态各异的风俗百图。比如东汉党锢士人就有“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愤青行径，这些士子“激扬名声，相互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他们相互交游标榜以立名誉，如果一旦看不惯对方，动不动就绝交。天下名士，统统被归类划等，用笔墨状摹其神态。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顾”（德行引人）、“八及”（导人追宗）、“八厨”（以财救人）种种复杂名目，这种“品度”的归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认定其中的确切涵义，只能约略揣测大概的意思。

所谓“品度”应与君王的气象有关，如东汉士林中还有“儒学”“文章”“推士”“纠违”“阴阳”“弘道”的区别，不过也被子琴先生评为“谨严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风采无闻”，大致与学术一尊、国不两才的风气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自然需要笼络各类人才。汉光武帝抄袭先祖的管理技术，但人才的多样化建设就差了不少，不过总的来说还是绵延上代的路子。一般来说，“事业型人物”少，而“道德型人物”就多，东汉风气淳厚，竟还有“让官”的事情发生，有人想拼命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让与自己兄弟，现在看来这行为有点不可思议。

到了东汉末年，风气又有变化，影响到了对人物“品度”的评价，例如曹操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曹操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你有“盗嫂受金”这般无耻行径也没关系，我只要知道你有才就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荐举出来，不要有所遗漏，流行的品度类型当然要随之变化。

随后的士人流品中有清谈之风，他们矜夸门阅，这与东汉士子到处发议论批评时政的“清议”有所不同，这批门阅弟子，《庄子》中称之为“膏粱之子”，相当于今天的“富二代”加“官二代”，无衣食之忧，才能放肆地乱作玄谈。

魏晋士人的品度在于精通《老》《庄》《易》，蔑视儒家礼法，对手也受了支配，不精通老庄根本上不了争论的台面。再有就是“重养生”，大家一起吃一种药叫“寒食散”，味道和效果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士人品度还反映在对音律乐器如琵琶等极为精通熟稔，终日喝酒饮茶，放浪形骸，却有另一种风度韵味。

南朝君臣有时会相互嬉戏调侃，完全乱了礼法秩序，如南朝一位皇帝召人下棋，通宵达旦，累得不行，皇帝还作起打油诗嘲讽说，这模样：“状若丧水狗，又似悬风槌。”士人还有游历名山大川的嗜好，谢灵运经常穿着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掉后齿。有一次游览找不到出路，就专门带着数百人伐山开道，惊动了当地太守，以为是山贼出来打劫。

自南宋以后，品度有变，文人开始把“道德”和“风俗”挂在一起当评判标准。苏轼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的存亡不在于强与弱，而在道德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是富是贫，而在于风俗的厚薄，这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讥讽为迂阔忠厚，老成迟钝。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就和司马光有个小小的争论，司马光说他好用一副“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说：要行新法，那些旧人往往不敢向前，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才敢担当，待新法实行后，我会把他们统统赶走，换上老成持重的旧人守护不是很好吗？他的原话是：“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马光说这就错了，理由是君子潇洒不恋位，但很难说动他们出来帮忙，让他们再让位自然不难，可小人一旦得势，就不会轻易言退，如勒令劝退，必反目成仇。后来果然有出卖王安石的人出现，安石后悔莫及。

我们现代人习惯用“忠奸”善恶的品度标准衡量人才等级，其实是过于黑白两分了。邓子琴曾品评南宋人物时说，“主战者急君父之难，主和者审利害之势，均不必以贤奸论”，意思是，主战者尽管有血性之勇，主和者也许更能审时度势，对此两类人物，应各有“品度”的判断标准，求和者的理由是，应把精力用于“内治”，休养生息，保境安民，故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不可纯以褒贬善恶简单区分。当然那些假借和议，想借机谋利的人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险诐”“模棱”“怯懦”的描述，“险诐”的评价源于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胡纮的人拜谒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饭招待学生，胡纮作为客人也不例外，胡纮很不高兴，觉得山中居然搞不到一只鸡和一杯酒，太怠慢自己，于是离开后上书骂朱熹是煽动“伪学”的头子。

到了明代，特别影响“品度”判断的是一种“乡谊观”的形成，同乡按照行省划分，是从明代开始的，各护乡情的情况随处可见，这就超出了一般的乡土情缘，颇有一点政治联谊的味道了。

明代士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好争问题之是非，这一点和南宋争“和”“战”国是政纲的气象颇有不同。明代争的是帝王立统的家事，如明末的所谓“三大案”。宋朝争的是和战大局，明代争正统闹得正邪势不两立，互相非难攻伐，撕破脸皮，成为后来党争频繁发作的前奏，所以才有东林未必皆君子，反东林未必尽小人的说法。加上受阳明禅风影响，一时间士风激荡，讲学以诳诞放逐为美，似乎满眼满街都是圣人。

进入清代，君王以蛮夷身份入关承统，自然心理上自卑猜忌，文人行为一旦放诞起来，就容易引起清人猜测联想，觉得汉人在重演南宋鄙视“胡人”的旧戏，加之言路阻断，官僚苟且，“品度”的标准自然再起变化。清人中就有如下激愤的议论，清代多称赞某人谨厚、廉静、退让，认为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评说，这种苟且不过是“乡曲之行”，哪里有什么大人的气象，“大人”的标准应该是在治理国家，维护社稷方面刚毅果决，为天下长久考虑，即使和皇帝吵翻散伙也在所不计，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投缘则留，不投缘则去。

事实却是，大多数官员左顾右盼，生怕发议论惹众怒丢掉官位，不如貌显敦厚事事退让，静观不语，才能安坐无患，又可轻得廉退不争的美名。清朝被称为“贤人”的人物多属此类。有人感叹，当他们峨冠博带从容踱步于宫廷之内，真是仪态雍容万方，内心深不可测。故时人评价当时士风说：“世无其本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在此种风气之下，争论之风自然止息无闻。士人的品度是社会风气的一种风向标，由此可窥见清人的整体风貌。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已渐渐侵入国人肌体深处，功利思想流行无忌，越来越不受儒术枷锁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变化。近人多把国人功利优先思想的勃兴归入到西方进化论中优胜劣汰观念的影响，实则中国先秦墨、法、纵横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论，只不过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观念压抑得太苦，无法抬起头来。功利追求者必须伪饰成儒家才有合法性。西方天演竞争理论的输入，明目张胆地鼓吹功利至上原则，恰可接榫于古代功利观，摆脱儒术束缚犹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放魔鬼横行于世，遂使文人“品度”风格大变。

晚清面对西方势力的反复蹂躏，无法从容应对，历代“品度”中的“清议”一项自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如道咸以来，“清议”渐渐成为抗拒西方群体议论的代名词，只要批评西方的器技之学就容易获得“清名”赞誉，就犹如古人“气节”附体，顿时激扬亢奋起来。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为清流浊流之分，如吴汝纶就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清流党阵营内的辜鸿铭曾经指出不满意李鸿章的理由是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出于行政，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看上去和过去讨论“品度”的词语很像，只是内容更显新潮罢了。这段历史的连续无常和对现世的影响，至今想起仍常令人唏嘘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