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林 见到《中国好声音》团队的第一张面孔是总导演金磊，当时约在位于上海静安区常熟路的一家咖啡厅，那绝对是腼腆的邻家大男孩，白T恤，牛仔短裤，一双黑色的传统老布鞋像是穿过很久，泛白。他强忍着一脸的倦容始终保持和蔼的微笑。

金磊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的团队体现了同样的特质。这支曾成功制作了《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两档一度创造收视率传奇的节目制作团队——灿星制作公司（下称灿星），每一个人都在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工作。

灿星于今年五月以300万元的成本购买了源自荷兰的《The　Voice　of　Holland》三季的版权。而6000万元的冠名费，每15秒36万元广告费使得节目开播后的两周，便顺利收回成本。外界都问：“这是一支怎样的团队，能连续做出几档颠覆传统的节目？”“这是一支有力量的队伍。”金磊答。

疯狂的团队

“这次的颠覆不仅在于模式本身，更多的是灿星整个团队想要开启的一扇产业大门。”《中国好声音》制作方、灿星总裁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说了两遍。

导演们对田明的评价很一致：“他是一个步子迈得特别大，特别敢想敢做，执行力超强的人。”而在策划阶段的事情，田明的思路总会异常疯狂，所以他给自己的定义是“在悬崖边跳舞的人”。

而跟随田明久了，整个团队开始有了共鸣：“每一次你都觉得很危险，会勒紧喉咙去做事，最后会发现，只要把自己逼到这种绝路，潜能就能不断爆发出来。”

当年做《达人秀》时，整个团队都认为已经做到了极限，觉得不可能再突破，但田明咬牙，必须要再挑战，就这样一闯，又一个高度出来了。于是出现了目前被外界一直认可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Voice）。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晚上，voice的两位副导演沈宁和达达还在赶周五在浙江卫视播出的节目制作，而整个制作团队一周的睡眠时间都没超过7小时，每次录像都有二十几台的单机素材，面临几千分钟的素材要挑选和剪辑。沈宁说：“整整一周都在连轴转，就在这周一早晨收视率出来后，所有咳嗽、发烧、胃疼都像是瞬间好了。”3.3的收视率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想，沈宁大笑起来：“真像被一针鸡血打进去，收视率是个好东西，它肯定了节目的价值。”

“我们就是一群把梦想刻在背上的人做着最苦逼的事情。”沈宁说，在这里，不要指望拿到多少高额的奖金，但团队氛围好，有干劲。在她看来，是整个团队对理想的过度推崇造就了Voice的成功。如果说复制《The　Voice》成功的模式范本算作基础，那么团队的气质则起到绝定性的作用。

宣传总监陆伟更愿意这样形容，“我们是一群感性的人，但逆着在做一件理性的事情”。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模式有杀伤力，是最强的模式。”在《中国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公司总裁田明的复盘中，这个模式第一有草根真人秀的收视率；第二，有明星真人秀的收视率；第三，它还有一种角色的差异和互换，所以肯定能缔造更大的收视神话。

田明最早在东方电视台做新闻节目，其很多做综艺节目的理念都来源于新闻节目。他甚至把总结出的一套关于如何讲述新闻故事的传播理念完全移入到综艺节目中，“综艺和新闻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核心理念一定是共通的，我一定是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传递一种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情感，这是生命线。”田明称，你要通过你的故事讲述，使得你的情感点和观众的情感点搭在一起，就能形成情感共鸣。

而金磊则非常重视在节目里如何去体现当代中国人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在做《达人秀》时，金磊曾在一段时间白天看李白，晚上看鲁迅，他重新翻阅了一遍鲁迅全集，他想知道在鲁迅生活的年代，究竟是中国人身上的哪些东西触及到他的心灵，如果放在当今，还有哪些东西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金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把感性的讲故事的方法用理性的思考去释放出来。

共同操盘

8月15日晚，原定于下午4点开始录制的节目最终推迟到晚7点，但两辆浙江卫视的转播车一早就停在了录音区门口，浙卫的几位核心领导人都提前赶到了现场。浙江卫视副主任，《中国好声音》制片人程伟满脸的喜悦，一见面就提到前天的收视率大增到3.3，“现在想进的广告商挤不进来，如果非要进入，最少是涨到每15秒40万，但再不能涨了。”

程伟将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的这次合作称为“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制播分离模式，也不是平台购买，而是由两家共同操盘和运作。”程伟用五个共同来形容这样的合作：共同引进版权，共同投资，共同制作（灿星出整个创作团队，浙江卫视出《我爱记歌词》团队），共同宣传推广，共同招商，共同受益。

而双方最初的谈判也发生了很多分歧。根据程伟的描述，最早谈的模式是最基础的制播分离模式，全部由浙江卫视出资。当灿星答应只能保证2.0的收视率时，被浙江卫视一口否定：“这种规模的节目肯定是2.0。”这时灿星的人也不乐意；“本身又没有利益捆绑如何承诺？”而另一个方案则是：整个节目由灿星自己全额投资，最后由浙江卫视直接播出。但浙江卫视又不干：“你全部投，就成了我给你打工，不行。”尝试了多方面的谈判后，最终都无果而终。

那就一起投。“后来都觉得既然这么大的节目，大家价值观相同，目标一样，都想创造奇迹，何不共同完成。”程伟说，经过前前后后不低于几十次的谈判，最终敲定由浙江卫视主要负责整体运作和营销推广，而灿星主要负责内容制作。

“前期就是一个大盘，双方的所有广告赞助，所有的财力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一个盘子，然后重新分配。”程伟比喻其实就是双方共同参股，只是目前无法透露合股的比例和最后的股权分配方案。

由于模式本身首次被引进中国，很多赞助者内心都很忐忑，毕竟是一大笔有风险的投入，因为一旦节目达不到一定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所投入的资金全部打水漂。程伟透露，一方面很多卫视希望能够争夺这个模式去运作，甚至到广电总局告状；另一方面，原本早已敲定的冠名赞助方，却临时撤出了所投入的资金，这无疑给双方都泼了一盆冷水。而田明当天就召开全体会议果断表态：“就算裸奔也要上。”“但好在浙江卫视的营销中心非常给力，不到一周时间，他们很快拉来了加多宝6000万的赞助费。”陆伟提到当时的“变故”非常激动。

尽管最终和浙江卫视的这场合作是珠联璧合的，但灿星和东方卫视始终很尴尬。

灿星制作最早所属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两年前，原SMG总裁黎瑞刚牵头组建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其基金成立之后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收购了星空传媒53%的股份，并与新闻集团合资成立了星空华文传媒公司，下辖灿星制作。去年5月，原SMG副总裁田明被正式任命为星空华文传媒CEO，同时兼任灿星制作总裁。原SMG制作团队的部分核心人物也跟随田明进入星空传媒，从“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包括金磊、陆伟、艺人总监葛亮，这些骨干都来自东方卫视，他们给灿星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

最初的《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都是由灿星的团队为东方卫视制作，但这次却谈了一年没谈拢，对于其中的原因，灿星的人都不愿多谈，田明最终决定把这个项目放入市场。而在这一时间，金磊面临着巨大压力。

而在灿星内部最初也有很大争议，因为标准谈得越低，风险就越小。陆伟最先找到田明，认为定1.5的收视率最保险，但田明坚持认为定1.5的收视率不足以让浙江卫视下定决心跟灿星合作，于是直接将收视率定为2。

能狠下决心大手笔地投入，当时田明坚持认为“投资越小，风险越大，投资越大，风险反而越小”，理由是：“这是一档需要依靠品质来支撑的节目，不是靠宣传、炒作，或者小成本的控制成本的方式去赚钱，走的不是过去音乐节目的老路。”

节目敲定后，接着带来的是大笔投入。除了4台原装进口的转椅，为了确保在舞台上呈现出高品质的声音，节目对前后期的音频投入非常大。调音师是为奥运会调过音的大师金少刚，金少刚曾私下跟陆伟聊，目前所调的音响设备，是在演唱会中保证3万人都能听到优美品质的级别。这种“大手笔”的投入还包括现场伴奏的乐队，请来的是那英的乐队。因为那英在和灿星签订合同之后，只提出一个要求：“节目的品质一定要高。”

为了谈下那英和刘欢，金磊和田明前后来回跑了十多趟北京，因为两人从来不参加综艺节目，最终吸引两人见面约谈的是金磊希望通过节目本身传达出的音乐正能量，而田明对整个中国音乐产业链推动的完整思路也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谈下四位导师，田明便定出五个标准，并尤其自信地在开播前的动员会上宣布Voice已经成功：第一，有一个史无前例的节目样式，中国音乐市场正处于萎靡期，而中国的音乐节目不能满足大众需求，过去的音乐节目已让大家审美疲劳，市场正处于空白，正好面临机遇；第二，好的节目模式，它让老百姓变成大明星，让大明星变成老百姓，解构了过去的明星文化和草根问题；第三，强大的评委团队。刘欢、那英从来不参与综艺节目，因为要为中国音乐正本清源，要为中国音乐寻找好的声音，这种使命感让彼此一拍即合；第四，浙江卫视有很好的音乐平台，收视率一直排在前三，并且有很好的音乐节目基础；第五，好的音乐制作团队，经历了《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这些节目的历练，完全可以做成能“触及心灵，触及灵魂”的节目。

在田明看来，这时需要超越的是自己的标杆——《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而《中国达人秀》的总决赛曾经达到全国收视率5.7的纪录。

盘活产业链

按照田明的说法，《中国好声音》只是整个产业链的开关，先从节目本身起步，先打开开关，才能盘活后期的整个产业链。这首先要归结到灿星本身平台具有的特殊性，在做voice之前，田明就希望能有一种载体可以填补目前的市场空白，“喜欢听音乐的人很多，只是没有找准用户的需求，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付费欣赏音乐，是灿星想要做的。”

“这其实就是商机和市场，目前处于一种大家自己在玩的状态，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力量都整合起来，则是庞大的市场。”陆伟称，灿星本身拥有很好的平台和资源，比如全亚洲最著名的音乐平台Channel　V和连续举办了16届的《华语音乐榜中榜》，“这些都会给学员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推广，通过《华语音乐榜中榜》的影响力，它会吸纳到很多专业的歌手、制作人和音乐大师跟学员进行合作，制作一些新的歌曲等。”

更有创意的开发是关于线上线下产业的模式，在做voice之前，灿星为后端产业开发已做了非常大的铺垫，在此之前也一直在和一些全国知名的连锁的酒吧和演艺吧，甚至包括商业地产（商业地产拥有场地、场所）谈合作。

灿星希望打造一个全国统一的“V-house”计划，例如在酒吧，灿星办V-house的巡演，如果是房地产、商业地产，为了推广商业地产的价值和人气，去建一个演艺场所（演艺吧），可由灿星打包管理和演出。目前灿星已经谈下两个连锁酒吧，在全国共有300余家分店。还有一些小型的歌迷见面会等。此外，还有全国的巡演，其最后一期节目将在9月14日播出，21日就启动澳门全国巡演第一站。甚至还有海外巡演的计划，包括新加坡、美国等也都在计划当中。

这仅是其中一块大蛋糕，另一块则对准喜欢唱歌的线下的人群。在voice之前，灿星就探讨出这样一种模式：和好乐迪、钱柜这类KTV合作，由灿星在Channel　V上每周做“K歌金曲排行榜”，主打KTV的品牌，最后统计出哪些歌的点唱率最高。但有了voice之后，更大的好处在于能够准确地找到“好声音”，灿星很快改变了以往的模式，希望能做V-house全国连锁，好声音可以在这里发掘，也可以在这里演出，双向互动。“这是一个具有电视演绎动能的酒吧，就是把电视录影棚搬到了商业综合体，扩大影响。”田明称，目前这一合作模式还在洽谈中，还在商讨如何收益和分成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利润肥厚的渠道。

另外，在无线下载方面是与中移动的彩铃合作，好处在于通过中国移动的网络推广，所有学员的歌声都能经受市场检验：“到底有多少人喜欢你的歌，愿意为你花一块钱下载彩铃。”

接下来，最让田明兴奋的是希望能和一批优秀的话剧及音乐剧的导演合作，能把voice做成一个音乐剧，以及常规的国内线上、线下的巡回演唱会。其中，线下的演唱可直接和演出商合作，演出商可以打包市场，灿星提供所有的学员，甚至包括导师也可以到现场献唱，最后再涉及到利润分成。“无论是演艺吧，还是巡回演唱会、彩铃，它都是营销渠道和推广渠道，一旦到最后，做唱片的版权和各方面有保障之后，这些渠道马上都能成为你新唱片的推销渠道。”田明对于整个音乐市场的判断是，“中国的音乐市场处于一个由极衰弱转盛的过程，现在其实已经摔到底了，应该是有一个反弹的过程。”“就像Voice，一旦做成了，它广告收入这方面可能一下就爆棚，你的收入就会变得很高。”

此外，四个导师和灿星的合作也绝非短期的利益分成，而是整个长期的产业链合作。灿星后期会成立一个经纪公司，签约学员，将来由导师帮他们做音乐上的指导，市场开发是由灿星完成，双方共同去推动这个产业。目前四位导师都利用一些圈内的人脉和各类资源来共同打造这个产业，最终是由灿星考虑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的问题。

田明称，接下来灿星将会成立一个好声音音乐公司，通过和学员签约方式推进音乐产业的发展。他希望公司是和节目一样的能颠覆以前音乐公司的运营模式，但他否认开音乐公司的核心并非简单地造星，主要是中国的音乐市场的发展要繁荣，必须有两个标准：新人和新作。“好声音解决了新人的问题，接下来需要解决新作的问题，好的创作者一定是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发动机。”

这套全线产业链看上去是理想的模式，但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浙江卫视副总裁杜坊认为目前最基础的还是要做好节目本身，而后期长线的产业链开发目前定位还过早。田明笑着站起来：“我现在才刚刚开盘，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