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严搏非

最近中央编译有本新书，没什么人注意，书名是《回忆与思考：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回忆录（捷克1970-1988政府总理）》，这个书名看起来有点奇怪，它特别用括弧来说明作者的身份，但封面上就是这样的。有意义的是，它点明了作者是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捷克总理，是这个曾经看起来会持久不变的体制的内部人士，所以，这样一部坦露心襟的政治回忆录就格外可贵。

书的开头是这样的：“1988年9月，我辞去了联邦政府总理的职务，并要求解除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当时我认为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局面，面临政治上崩溃的边缘。我将我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只告诉了一个人——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当我们在布拉格城堡（捷共中央所在地）告别时，他最后说：我也不知道明天将是什么。”仅仅过了一年，柏林墙倒塌了。

这段可以引起很多联想的箴言一般的话，包含着几个意思，一是国家已经到了“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局面”，另一个，则显示出三代、四代领导已不再有第一代领导人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激情了，就像《弯曲的脊梁》一书的作者所说：“当到了开枪的时候，那些已经失去了创建者激情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人退缩了，他们对这一体系的信念太脆弱了，以至于不能为其杀人正名。”当然，《回忆与思考》一书的作者表现的是对其理性的服从（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他的主动退出因而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觉悟和理性上的清明及勇气。

这本书完全集中在捷共的领导层进行叙述，你在里面找不到社会运动，找不到哈维尔，但是，有1968年的布拉格政变和苏军占领，有捷共党内活动的各种细节，有领导集团集体性的意志坍塌，除了译文不够顺畅，还是很值得读的。

一场长达七十年的寻求乌托邦运动，由于其内在根本逻辑的错误，终于在牺牲了几千万人后结束。然而，曾经有多少最杰出的欧洲心灵完全或者一度被这运动所迷恋，包括写这部回忆录的捷克前总理。

在欧洲左翼思潮盛行的时候，奥地利学派的鼻祖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这部书用德文写成，厚厚两卷，是一部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但在当时，几乎就是反潮流。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1978年在为此书的英文版写的序中说：这本书“根本性地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许多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哈耶克说，当时“我们感到，我们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文明已经崩溃。我们立志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这种再造社会的渴望，鞭策我们投身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时，《社会主义》问世了。我们的信念坍塌了。《社会主义》对我们说，我们的方向错了。”

一战以后的欧洲，知识分子集体性地向左转，在这样集体性地寻找新世界的激情中，能清醒地告诉世人，那不是光明，相反，那是一场灾难的，除了要有理性的坚强，还需要很大的勇气。但米塞斯的声音当时并没有几个人听到，他也是一个“醒得太早的人，当他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黑暗”。哈耶克后来对他的学生说过，当时真正读了这部书的人，不会超过20个。但就是这不到20个人，坚持着对这个自负的乌托邦体制的批判，捍卫着自由的开放社会。

诚然，自由主义体制的复兴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如劳工的保障、政治的平等权利、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作为基本人权的扩大，等等。自由主义体制通过吸收社会主义的批判而自我改善，使它更符合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原意：市场为社会公正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的正确，相反，这场自负的、自我宣称为真理的运动，已经历史性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