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文
一口气读完一本中文书，已经记不起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读完后思绪万千、爱不释手，给所有的朋友极力推荐，并且厚着脸皮主动要求写书评，生平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上一口气读完了简体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联大》）。五个小时的旅程，好像是一次时空穿越：北平的硝烟、湘西的“蛮荒”、贵州的“神秘”、云南的“灿烂”，而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的，则是联大师生在战火中坚决捍卫学术自由和不懈追求学术卓越的精神。
该书于今年3月在大陆出版，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的感觉是，很久没有一本书能够引起这么多国人的关注和讨论。它就像一阵不经意的微风，给缺乏创新、粗制滥造、丑闻不断的中国学术圈带来了一丝新意。
半年多过去了，书评也日见增多。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而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我不是历史学出身，并且在这本书之前，对联大只是神往而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相关著作，因此不敢从专业的角度对该书妄作评论。但是作为在高校言传身教的知识分子，我看了此书后感触颇多，并且有强烈的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冲动。承蒙编辑厚爱，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权当是读后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评。
联大的自由主义教育传统
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成的。尽管这三所学校风格各异，但是它们在昆明的时候都遵循了自由主义教育，这是联大的特色之一。用作者的话来说，“联大师生颇受英美政治理念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广义上说，他们都可称为‘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因为“在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
所谓自由主义教育，它来源于英美，其目的是培养有教养、有文化的社会成员，而不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自由主义教育就是通才教育或者全人教育，“是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正如时任清华校长梅贻其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通才教育侧重学生的基本思维和交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道德价值观。美国的通才教育起源于哈佛和耶鲁，至今仍处于主导地位，遍布全美各地的文理学院（liberalartscol-lege）就是最好的佐证。著名的《1828年耶鲁报告》可以说是文理学院的宣言。该报告呼吁文理学院建立广泛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文理学院“不是教授某一个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而是所有行业都必须的基础”。
联大的通才教育最好地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即“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跨学科教育。联大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但可以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和地质学中任选一门，而两门必修的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选择”。同时，每个文法学院的学生“都得学习哲学入门和科学概论”。一位联大校友多年后这样评价联大的教育模式：“因为年轻人的爱好和长处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对他们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尽可能使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和长处得以充分发展”。
当然了，自由选择并不等于“松懈散漫”。联大能够名垂青史，与其严格要求不无相关。“在联大，就像战前的清华，大考小考不断……”作者的数据显示，8000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仅有3800人顺利毕业。这么多人被“自然淘汰”，恰好反映了联大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所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把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与之相比，我们除了羞愧，还能说什么？将近80年过去了，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没有回到正轨上来。虽然表面上提倡通才教育，但是看看院系和课程设置，就知道我们是在自欺欺人了。各种专业性大学遍地开花，并且各个大学竞相设置各种专业学院，生怕被别人说“五脏不全”。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人才教育基地。
这样做或许有它的道理：正在现代化的中国需要各种专业人才。不可否认，我们的高等教育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种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终极目标的高等教育过于急功近利，最终导致各种恶果。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文素养，这些专业人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业务突出，然而一旦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的行为往往会让人瞠目结舌。中国人在海外的丑行已经被报道很多次了，而最近发生的几起飞机上斗殴事件，更是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人不是天生丑陋，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走火入魔，偏离了育人这一最根本的任务。
在高度专业化的同时，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变成了严进宽出，这与当年的联大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高考闻名世界，它决定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然而一旦越过了这个门槛，我们的学生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被“自然选择”的几率太小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在“和谐”高于一切的指导下，很多即使应该被淘汰的学生，教授们也不得不委曲求全，让他们顺利过关。本科如此，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也是如此。一旦学生知道教授没有学术要求的底线，可以想象他们认真学习的动力也就大大减少。当高等教育被“和谐”的时候，其质量可想而知。
联大的学术自由
在很多国人心目中，联大是学术自由的代名词。读了此书，更是深有体会。当时的教育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联大，如控制校长任命、推行“党化教育”，统一各个院校的课程表、利用经济手段胁迫学生、派三青团渗透大学校园、直接使用暴力等等。然而，直到最后解散，联大誓不低头，捍卫了自己的学术独立和自由。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高校就是学潮的发源地。对国民政府来说，要让学生少闹事，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然而要控制学生，必须经过教授这一关。无论是陈果夫停办文学院的建议，还是陈立夫强制推行的“统一的教师资格、统一的毕业考试、统一的课程设置及统一的教材”，最后都不了了之。以三民主义课为例，当时的教育部下令此课为必修课，但是“让学生对三民主义产生兴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位校友后来回忆，“忠诚的三青团成员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尽管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这门课才能毕业，但是“联大从未遵守过，而是自行授予学分”。很多校友“根本记不得有过这样一门课，更别说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也就不奇怪了”。
课程设置是学术独立的一方面，而教授的言论自由则是另一方面，并且后者是一所大学学术独立的最好体现。联大汇集了战时中国的学术精英是人所共知的，而这些精英往往个性独特，观点迥异，大放厥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联大的学术生涯。联大历史9年，只有两名教授被解聘，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另外一个是鸦片君子刘文典。作者因此写道，“由此看来，联大学术自由的记录在民国史上已属例外”。最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专制的高压下，联大教授们仍然能够当家作主，决定校长人选。书中这样写道：“学术独立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任凭己意挑选校长，教育部别无选择，只能盖章批准。”
从历史中抬起头来看现实，我们会发现当今大学几乎完全丧失了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沦为附属体和传声筒。各种各样的项目让学者们趋之若鹜，而这样做实际上控制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和内容。而当项目成为各种职称评审的硬性规定时，结果怎样可想而知。除了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让很多完全可以公开讨论的学术问题不见天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谈什么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又怎能提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又怎能反思和改进中国模式的不足之处？
学术自由说到底是政治自由。然而在中国，学术与政治之间似乎有个永远解不开的结。中国历史上的学术繁荣期往往也是国家动荡分离的时候。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思想家和经典著述。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刻焚书坑儒，万马齐喑。西南联大及其所代表的学术独立，也出现在战火纷飞和国家分裂的特殊时期。中国重新统一之后，学术自由也迅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永久创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者在结语中这样写道：“偌大的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为自由提供法律的保障，自由之花只能在权力的罅隙里偶尔绽放。”
如果要从该书中选一句话赠给读者，就是这句话了。
与《联大》及其作者的“约会”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与该书作者有这么近的距离。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与这本书注定有一个“约会”。
最先知道这本书，大约是今年7月份吧。一位勤奋好学的研究生到我办公室，我随口问他最近读什么书，有什么新书可推荐。他笑笑说，有一本书最近在网上很火，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作者是美国人，并且该书在大陆出版不久。一听西南联大，并且是美国人，我就多了个心眼，马上问他书的作者是谁。他说记不住了，但是可以在豆瓣网上查到，并且当场在我的电脑上把作者给找出来了，他就是JohnIsrael，中文名叫易社强。
其实我认识易先生，并且明年还会在一起短暂共事，但遗憾的是从未谋面，并且没有拜读过他的任何著述。得知此书时，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交往了3个多月，已然是老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曾经师从哈佛的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教授，专长为中国研究。虽然已退休，并且年过花甲，但是对西南联大的痴迷丝毫未减，以至于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当年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8月份他要回美国，建议我们在上海浦东机场见一面。我欣然答应，于是买了张火车票，带上《联大》一书，踏上了生平第一次“朝圣”之旅。
早上从北京出发，见到易先生时已是下午5点多。见面一个深深的拥抱，我仿佛觉得和他已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细心、热情、和蔼、幽默、坦诚。为了我们好聊天，他把自己事先订好的房间退了，换到我的隔壁。从6点多吃晚餐开始，我们一直在聊。饭后还未尽兴，我们又换到了宾馆顶楼的酒吧。直到10点，我们才依依惜别。什么是相见恨晚，什么是“人逢知己千杯少”，那天我都体会了。
第二天一早，他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我也坐飞机回北京了。这就是我和易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期待着明年和他在美国再相见。
当然了，去上海之前专门买了两本书，请他签名。一本给自己，一本给我的学生。他听了后高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