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在本届大会2270名党代表的组成中，民企代表34人，央企代表131人，农民工代表26人。也就是说，民企代表在“党代表”这个具有领导阶层意味的群体中，占比也仅超过百分之一。而就34人，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十六大”时民企代表才7人，“十七大”时提高到17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组数据，反映的是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2012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最新结果显示，有60％的中国内地企业家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感受到的压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加大，高于28％的全球平均水平。而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分析报告也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认为自己承受很大或较大压力，而其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者的结论是，中国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压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数据也印证了柳传志的说法：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脆弱的。

柳传志所说的“脆弱”不仅仅是指民营企业在面对经济寒冬时，抵抗力远不及国企，更是指，民营企业家在抵御市场风险的同时，还得拿出更多精力去应对非市场的风险。比如政策的不确定性，难以打破的垄断以及各种不应有的歧视。一个“非公经济36条”从2005年开始至今，就已出了新旧两个版本另加各种配套文件（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玻璃门”依旧挡在民企前面。

企业家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意义已经不用太多阐述。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形成的时期，而这个阶层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致力于企业家研究的美国学者卡森（Casson　Mark）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企业家的判断，企业家就是专为稀缺资源协调作出判断的人，在企业家功能上，除创新功能外，还有套利功能，创造市场的功能，企业家通过中介和内部化两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制度，促使市场的形成。

但是这个阶层现在却很迷茫。最极端的表现是，现有的企业家们选择移民，逃离实业，迷恋于短期的资本套利。而那些可能成为企业家的预备队员们却热衷于考公务员而非创业。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解释是，强势政府和权势文化的兴起是导致中国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根本原因，海外移民、逃离实业乃至公务员热，正是其中的征兆。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为强势的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而强势企业家的养成又与政府、社会紧密相关。我们呼吁多年的“企业家成长的烦恼”其实当下并没有太多改变——政策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够完善，中国社会文化孕育的仇富心理，社会信用体系的薄弱，就如同柳传志所说的，“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才能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

养成不再弱势的企业家阶层，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在制度上给予这个阶层更多的安全感；在政治上让这个阶层有更多的表达空间；在市场竞争中，与国企有同样的国民待遇等等。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在未来应该更多，而“非公经济36条”应该成为真正的36条，乃至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个人、企业都能平等而无强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