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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报告:十年“撤点并校”农村小学减少超五成
2012-11-19 14:34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刘金松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自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以来,因大量撤并农村学校,出现了学龄儿童流失辍学、以及“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一系列亟待关注的问题。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金松 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平均每1个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11月17日,在京举行的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了对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十年评价。

这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合作伙伴、研究机构和志愿者进行的调研旨在对撤点并校政策进行评价与反思。自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以来,因大量撤并农村学校,出现了学龄儿童流失辍学、以及“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一系列亟待关注的问题。

根据报告研究,实施撤点并校的十年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

与此同时,十年间,中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减少了37.8%,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减少了26.97%。农村初中就读的学生减少了约22%,农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减少了11.5%,他们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指出,农村学生的减少,除了由于学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还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带走了部分学生。进入城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人群:流动儿童。

杨东平认为,在大规模的“学校进城”后,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

为了观察历年全国及各省学校减幅和学生减幅之间的关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报告中提出了“撤并系数”,该系数表明, 2001年至2011年,全国历年的撤并系数平均为5.63,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小学减幅超过小学在校生减幅的5.63倍。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十年间,2001、2006、2011年是小学撤并的高点,其中2011年撤并系数达到41.57,即,小学数量的减幅超过学校在校生减幅的41.57倍。这个结果显示,在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基本停滞后,学校撤并仍然以巨大的力量和惯性在快速推进,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实际需要和初衷。

谁在推动撤点并校?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这也是该研究院选择此作为年度研究课题的原因。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报告指出,过去10年“撤点并校”的动力,包括国家政策、财政补贴、行政化、城镇化等因素的推动,以及学龄人口减少、人口流动、追求优质教育、地方财政困境的牵引。

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出于减少财政支出、方便教育管理的“自利”倾向,有强烈的撤并动机,政府以超前布局规划、一步到位、“一刀切”的方式,撤销那些本应保留的农村学校,行政命令、指标化、政绩化的做法,使得农村学校撤并蒙上了生硬甚至暴力的色彩。

2008年之后,撤点并校的动机逐渐复杂化。一些案例显示,有些地方明确地将撤并农村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作为拉动城镇化的策略,通过“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流失辍学及隐性流失辍学率提高。

农村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后,发展寄宿制学校是解决学生上学远的主要措施。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十省的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寄宿生比例为39.8%,初中生的寄宿比例达到61.6%。但已建成的寄宿制学校由于普遍缺乏配套的生活设施、教师等,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家庭因寄宿增加额外的费用,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08年对山西、河南、四川、江西、云南、广西等地23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查,中部省区每学期增加657.3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7.8元。

该研究院实地调研发现,寄宿生住宿条件普遍较差,不到50平米的宿舍住进了几十个学生,一些农村学校还有住20多人的通铺,普遍缺乏食堂、洗浴、热水供应等基本生活设施。

农村寄宿制学校中学生的营养状况堪忧,农村小学生中寄宿生的身高,在不同年龄段均比走读生低3~5厘米。

撤点并校的效应并非只对教育形成了影响,同时对农村家庭、社区及乡村文明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学生幼小,大量农村家长不得不进城陪读。该报告显示,农村学生中家长陪读的比例平均为22.7%,重庆小学陪读的比例高达38.4%。年轻母亲进城陪读,导致离婚率大幅上升。一些农村孩子在新环境中反而“学坏”,用农民的话说,是“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孩子离开农村,加剧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也带来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凋敝和“荒漠化”。

杨东平认为,对农村撤点并校政策效果的评价,不应当是单一经济主义维度的办学效益评价,而需要平衡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效益三者关系。

“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农村教育

从2006年起,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系列问题引起了中央和教育部的重视,并开始有意识的政策纠偏,陆续下发了文件。

2011年甘肃校车事件,对这一政策的反思达到新的高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在各地调研教育状况时,多次对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提出意见要求。

2012年9月,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随着国家叫停和规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农村教育正在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

杨东平认为,农村教育资源配备的关注点应该是农村后20%的边缘化群体,而不是忽视或抛弃他们。做到真正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办好每一所学校。 “小规模化”、“小幼一体化”和乡村教育的混合模式,是农村教育可行的几种模式。

此外,报告还就教育经费投入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

1、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探索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制”,即建立义务教育阶段不同规模学校的基本建设、设备、教师配备和经费标准,以此制定教育经费预算,由各级政府足额拨付。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寄宿制学校建设以及恢复和办好必要的小规模学校,需要由中央、省和县级政府共同分担。

2、合理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改变取消农村学校、盲目追求“学校进城”的规划。区分永久性和过渡性学校分类规划,分段实施,先建后撤。在学校布局规划和调整上,应当避免省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强迫命令、限期完成之类的做法,给县相当的自主权,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学校布局调整。

3、重视农村教师的本地化、乡土化。加强省级统筹,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将农村特岗教师政策制度化,改革农村教师人事制度,培养留得住、用得上、高水平的乡村教师。

4、采取特殊政策建设好农村小规模学校。由国家建立专项经费,在教师配备和经费保障上采取倾斜性政策支持,探索和提升在小规模学校行之有效的“复式教学法”努力提升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建议在师范教育中加入复式教育的内容。

5、促进教育治理的民主化、地方化。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需通过充分的论证和公正程序,充分反映基层政府、农民的利益主张。如何建立必要的民主程序,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仍然是我国教育改革有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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