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黄智虎/文 交通新规实施后，引起了广泛讨论，尤其是关于闯黄灯的规定让许多人诟病，演绎出了形形色色乃至荒诞不经的解读。“黄灯”这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不经意间成为中国人对于混沌区域改革反应的一块试金石。

在交通信号标识里，红灯表示禁止，绿灯象征通行，黄灯则是通行到禁止间的一块弹性区间，或行或停，通行人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交通现象不是只受制于法规的，除规则之外，交通行为中更多需要的是礼仪。但客观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交通礼仪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大家遵守的都是不得不遵守的规则，而对于具有弹性的礼仪多半是以“于我有利”的标准来执行的。例如，“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已经能被遵守了，但“行人优先”这条礼仪却难以实现。黄灯问题同时介乎规则与礼仪之间，于是便给争论带来了空间。

低标准的交通礼仪已经在伤害着我国的交通水平。其实，交通新规出台前，凭我个人经验，国内的事故率似乎就是要高于国外一般水平。每次开车上北京四环，几乎总是能看到交通事故。这也是四环经常拥堵的重要原因。北京四环是没有红绿灯的，事故率之高起初让人怀疑这条路有什么诡异之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和路没有什么关系，但和开车的人有很大关系，也就是驾车人钻空子的习惯恶化了道路交通状况。好歹在国外开过几年车，慢慢就看出了区别，即国外行车间的车距普遍要大于国内。在中国开车，想和前车拉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是不太现实的，但凡稍有空间，便会有车毫不客气地钻进来。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违章，只属于行车礼仪，但如此一来，所有的车都只能和前后车之间保持非常短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不足以确保行驶安全的。

这种见缝就钻的习惯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每条道路，包括红绿灯前。所以，每每在黄灯亮起后，我们最常看到的不是汽车徐徐停下，而是加速通过。为什么会有如此普遍的习惯？是车多吗？不是只有中国才车多。交通信号设计不科学？我们本就是向国外学的。说到底，这是礼仪。礼仪来源于文化，而这种礼仪根源于我们国民文化深处的“钻空子”文化。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认为“贪心”是中国人的最大缺点，钻空子的原因其实就是贪心。与其他的贪心不同，钻空子更多的是漠视公共的大众的利益，通过寻找现行法律和规则的漏洞以最大化地实现个人利益。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钻空子是我们文化基因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面对选择，这种文化基因会使人催生出几种表现，一是崇尚功利主义，不论对错，管用就行；二是浮躁心态，生怕落后，害怕吃亏；三是机会主义，只要没有惩罚，可以果断犯规。

一种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例如资源有限、生存环境恶劣、历史上不公正的制度、缺乏宗教信仰，等等，共同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孜孜以求于从缝隙中寻找私利的钻空子基因。不能一概而论这种文化特点的历史属性，例如，兵不厌诈便是一种钻空子文化。但在当今社会，这种观念和行为模式会大大地损害社会运行的效率，降低人的幸福感。在以法治和和谐为目标的社会进程中，对这种文化是必须予以否定和排斥的。

对待黄灯既需以规则视之，也需以礼仪待之，其模棱两可的性质实质上给了行车人更多自由裁量权。如同中国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基于这种权利的行使现状是决定其改革方向的基本依据。但在中国，黄灯权行使得并不好，“等黄灯”少见，“抢黄灯”成了更为司空见惯的理性选择，对于很多驾车人来说，其快感相当于占了一次红灯的便宜。这种行为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公安部出台的交通新规应是基于这种现状，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希望以刚性的更为严厉的制裁来矫正整个社会较低水平的行车礼仪。尽管其执法标准应更加具体，但其直接目标对象是自控力较差的驾驶者。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伤了一些高素质驾车人的自尊，并对另一些老实本分的驾车人造成了困扰。这也是改革中必然造成的误伤，是另一种无奈。

所以，对待黄灯新规的讨论可以作为许多其他改革的镜子，也能沿着更宽的路想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