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第一卷

作者: 《巴黎评论》编辑部 

译者: 黄昱宁 等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by马阳杨

作家访谈兼具预告片与回顾展的双重属性，睿智坦诚、嗅觉灵敏的访谈人或提问者会抓住时机、见缝插针、步步为营，只要受访者没有“无可奉告”的怪癖，我们很容易透过拥挤的文字辨识出作家眉飞色舞、侃侃而谈的身影，在唇齿碰撞间，作家即时的创作动向与拟定的书写计划不再是秘而不宣的灰皮书，正如奥尔罕·帕慕克所坦陈的那样——“我说的都是些噱头……但是最后你如果相信作品在文学上、道德上的严肃性，它就会变成一种严肃的文学创造；它会成为一种文学声明”。假如访谈人撞上了他的幸运日，作家兴许还会慷慨地奉上自己目下的访学日程和旅行安排。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乐意接受好奇心的追问，天性倔强如纳博科夫者，将之视为小幅度的冒犯，“我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但是无可奉告”。基于他们各自的生命哲学，作家对时间流中“未来”的固执意见很难被撬动，但他们从不排斥与读者分享过往岁月的灵感与经验。牙牙学语时触摸到的文字之光，从正典的沃土中汲取语言矿物质时的快意，执笔之初不能自抑的书写冲动，挥起硬汉的拳头反抗贫困、酒精、毒品与婚姻施与他的侵蚀与迫害，如同修改遗书般检视徘徊在难产边缘的作品，这些炼金术师如同地位尊崇的印第安酋长，在言语的倾诉中祭奠燃成灰烬的往昔，成串的语词秘符隐含着对自身的致敬。

取一个不怎么恭敬的譬喻，对话作家就好比驯师，狮子就在那儿，昂首伏地，骄傲、沉默、冷若冰霜、不怒自威，兀自把弄着利爪准备随时给你致命一击，任何闯入其领地的猎物都只能哀叹时运不济。即便如此，仍有高明的驯兽师愿意一边迎着泛出渗人白光的利齿将头探进狮口，同时摆弄那蓬松的鬃毛，一边还不忘向已经倒吸进几口凉气的观众们挥手卖弄自己的勇敢。《巴黎评论》的访谈者们就面临着与此相似的风险，所不同的是，他们周旋的对象是更为狡黠难缠的语言之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智力、美学与修辞上的三重嘲弄。无疑的，文学写作是个弱肉强食的行业，只有历尽风尘的强者方能赢得真诚的敬意，“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是你必须默诵的行规，蹩脚的匠人只能从同行那里获取维持尊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礼貌，而在某些尖利无情的作家那里，甚至连这种形式主义的恭维都饱含揶揄。因而，为了避免成为体无完肤的牺牲品，访谈人亟须做足功课。对受访者大事纪年表与作品明细表的清晰记忆自不待言，如数家珍地拣出作家虚构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悬念、意犹未尽的转折与出人意料的叙事爆点并就此抛给他富有挑战性的论题更会博得大部分作家的好感，倘若访谈人具有侦探式的阅读癖好，热衷于解码和重述，擅长揭开作家精心安置在文本中的意象、原型与寓言之谜，同时在作家的虚荣心不可免俗地需要得到满足时伺机献上殷勤——无论是称颂暗设的圈套、诡计，还是褒扬行文的风格、节奏，都会使作家像匹欢腾的小马扬起“得得”的蹄子。

这辑《巴黎评论》所收录的纳博科夫、凯鲁亚克、罗伯·格里耶、帕慕克等数篇访谈堪称此中典范，比如纳博科夫，这枝带刺的玫瑰，素以机敏刻薄著称，他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嘲弄几乎和语言杂耍师的桂冠同样出名，而访谈人赫伯特·戈尔德机巧刁钻，他深谙纳氏的脾性与喜憎，专拣诸如心理分析学派、越俎代庖的评论家、巧言令色的口号革命者之类能惹起老人家醋意与怒火的话题，言语所及，无不中的。在他的煽风点火下，《洛丽塔》的作者火力全开、毒舌不断，恣意臧否而不吐秽语，如同他对蝴蝶那众所周知的癖好，纳博科夫随性编织了一张密实的反讽大网，从埃德蒙·威尔逊到庞德的文人名士统统陷了进去，他顺势将这些摇头晃脑的大人物捆绑打包，扔进密封的玻璃器皿，制成文化标本，瓶口上书三字：“愚人集”。不同于戈尔德的学院式技术流做派，完成了对凯鲁亚克访谈的三位诗人丢弃固有章法与寻常路数，以摇滚乐现场结合玄灵禅意的混搭风突袭凯鲁亚克的写作平原，试图在充沛的感性之上借助审美的直觉重新审视文学研究中愈演愈烈的科学化、模式化倾向。凯鲁亚克是个不讨人厌的话唠，伴随着他的喋喋不休，这场四人脱口秀渐渐呈现出意识流节奏，话题的转换无视逻辑，从俳句艺术到出版界的秘闻佚事，从佛陀小史到金斯伯格的左转，天马行空间各色议论鱼贯而出，兴之所至，凯鲁亚克嚷嚷着就诵起了诗，未见装腔作势，未见意兴阑珊，我们只看到一个血液中流淌着文学因子的性情中人，他无所顾忌地宣泄着爱与激情，脱口而出的是他对生命与土地的疯狂、激情。

八卦满足了人类的窥私心理，精神界域的相遇相知总能激发起我们对创造这文字之肉身的种种好奇与揣测，在传记批评日趋没落的今日，作家身世、文人交游、文坛掌故未必能对我们理解后现代小说与晦涩的诗行有所裨益，但它们就如同饕餮盛宴的开胃小菜与饭后甜点，有助于调节那些嗜咸嗜辣读者的味觉，免得物极必反，败坏了胃口。一个鲜活蹦跳、情欲遍身、张牙舞爪的作家本尊很容易驱除哥特式叙事者在你心中留下的阴霾。

二十世纪的文学场群星闪耀，天才辈出，有人取法东方的神秘哲学，有人誓言要为浪漫主义正名，更多的人则独辟蹊径，醉心于突破传统与经典的束缚，现代主义的花圃里群芳争妍，很难再看到众家服膺、卓绝于世的领袖，官方造神运动推出的傀儡作家大抵是昙花一现。饶是如此，以本辑受访作家的言谈观之，仍有一个共同的偶像或者说影响的焦虑的源头存在，他便是乔伊斯。海明威声称自打《尤利西斯》后他就再没有受到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影响，马尔克斯则从乔伊斯那儿学到了非常经用的技巧——内心独白。格里耶爽快地承认“对我和布托尔来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是一部开天辟地式的作品”。假如让埃柯列出一张对他影响至深的作家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詹姆斯·乔伊斯。而在十八岁的保罗·奥斯特的心里，乔伊斯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人，他就是文学的化身。当然，刺头总是有的，而刺头呢总是纳博科夫，他语气平淡，若无其事地表示“乔伊斯没有在任何方面对我有任何影响……我在那本最明白易懂的小说《尤利西斯》里头也没发现太多的哑谜。”

推理、演绎、论证、定调、教诲，哲学总是热衷于告诫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却避而不谈何为生活。作家们不惮于坦陈内心的恐惧、怯弱、嫉妒、仇恨、贪婪、暴戾、放荡，书写人类的经验是他们的天职，无论那是社会性的情绪还是个体的孤独。只有从生活中我们才能学会生活，无奈我们时间有限，私人经历与想象力的吞吐量毕竟有限，尝试着与卓越的观察者、记录者进行深入而坦率的沟通确是一条难得的渠道。聆听一个写作者的生活就是在聆听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