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静宇 易韬（化名）一家在过去两年间完成了几件“大事”：一是为了小女儿小升初的择校问题，易韬终于把户口从老家转入了上海；二是易韬的大女儿顺利进入美国就读高中。
事实上，尽管易韬在上海经商、生活了20多年，也成了法定的“上海人”，但他未来或许不会长居在上海。“上海变得越来越拥挤、浮躁、不适宜生活。也许三五年之后，我们会移民到加拿大。”
人口快速增长不仅让人觉得拥挤不堪，也给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在最近上海社科院公布的“2012-2013年上海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研究报告”中提到，上海整体人口速度增长过快，如果按此速度，短期内上海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城市综合承载力极限，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这已是去年8月份以来，上海第二次发出这样的警示。
尽管关于城市承载力的问题，在业内一直备受争议，上海应对人口增长的能力，也在不断突破专家们的预测。不过，无论是城市规划的决策者，还是普通市民，都不得不直面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对未来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打算。
日前，上海公布了最新调整的《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为2650万左右。参与规划咨询的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称，人口专家首度被邀请参与城市规划的讨论，可见人口问题已经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
现状
数据显示，上海目前有2400万常住人口，近十年来，上海常住人口净增661.15万，年均增长66万。按城镇用地计算，上海人口密度高达9589人/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16828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上海人口的增长，一部分来自于本地人口的增加，更大部分来自于外省市人口的迁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占比由“五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8.6％提高到39％。
按“六普”统计数据，上海常住流动人口达到900万之多。近年来，户籍人口每年出生10万人，而上海流动人口每年要增加60万-70万人。由于育龄人群的不断扩大，外来流动人口每年出生8万人。
快速的人口增长，给上海带来最显著的压力在教育领域。
易韬的女儿在上海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就读，在这所学校内，非上海户籍学生占了近一半。
这并非个例。截至2012年9月，上海初中和小学中，有53.8万名外地学生，其中去年入学的中小学新生中，外地生源首次超过上海户籍生源。
2012年，上海的初中学生中，有24万名外地生源，而这个数据2010年时为17.5万，2011年也仅增加至18万。这些外地生源中，有一半左右是像易韬的女儿那样，在上海出生。
据统计，目前外地到上海常住人员的子女中，有60%左右随父母在上海读书，周海旺表示，随着条件的日渐成熟，这一比例仍然有上升的趋势，随之给上海带来的，是上百亿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
根据去年5月出台的《上海市区县基础教育“十二五”基本建设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市将新建、改扩建、迁建中小学和幼儿园总计1042所，80%集中于郊县。
此外，从2007年开始，上海又进入了一个生育高峰，2009年起全市常住人口出生数连续三年超过18万，去年更是创纪录地降生23.8万名新生儿，为近十年来生育量之最。
除了教育以外，在住房、医疗、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人口的快速增长都在考验着上海的承受能力。
判断
上海究竟能够承载多少人口？1990年初，上海交通大学一位人口学教授曾为上海市政府作出预测，称上海能够承受的人口极限是1600万。仅过了不到十年，上海在2000年时人口就已突破1600万。到2007年，这位教授改写了他的观点，认为上海能够承载2400万人口，5年后，上海再次到达这个“极限”。
上海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曾经撰文指出，从城市规划角度看，每个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约束条件应包含这样一些主要内容，如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人口密度、交通设施和公共交通、城市安全和环境保护等。要判断一座城市人口承载力究竟有多大，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人口承载力的“硬约束”，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约束；另一个是社会公共服务力的“软约束”，即在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中，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
周海旺表示，由于上海的各项软硬“指标”都在变化，因此，对城市承载力的传统预测也是不断变化的。
“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上海能建成一个供水量超过黄浦江的青草沙工程，这一下子解决了上海人口增长中面临的水危机。”
郁鸿胜认为，科学的人口预测，要在科学研判未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态势、城市转型深度、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科学合理预测和判断未来人口规模。
业内对于城市承载力和人口规模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无论是怎样的数据，人口增长给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却不得不直面。
去年，上海市政协曾就人口和城市承载力问题进行过专题调研，调研发现，上海人口增长致使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紧张。
参加调研的委员认为，“十二五”期间，如上海年均常住人口增长超过50万，生活源、污染源排放量将持续加大，可能超过城市水体和大气环境能承受的容量。
根据资源环境对人口承载的预测，调研组认为，在土地方面，以同类国际大城市人均用地占有量为参照标准，上海人口容量的极限约为2200万~2300万。如能改变发展模式，调整陆域面积用地结构，人口容量极限可达2500万~2800万。
在水资源方面，目前的水资源规划供应量目标是满足200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如果今后能加大长江新水源开发力度，和治污、节水力度，未来上海淡水资源可支撑2800万~3000万人口。另外，根据生活垃圾规模，在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基础上，人口承载能力可达2500万~3000万。
除人口规模本身带来的问题，人口分布的结构缺陷也很明显。郁鸿胜认为，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布局和规模合理性程度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比如，一些国际大城市的建设用地，一般占城市总面积的20%~30%。而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要超过40%以上。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工业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达30%。
再如，国际上比较宜居的特大城市，城区人口密度一般在1万人/平方公里。而从上海“六普”人口资料中可以看出，上海中心城常住人口的密度已经超过1.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的1.3倍、纽约的1.7倍、伦敦和巴黎的3.9倍。人口高度密集，城市人口的生态环境质量就会下降，城市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又如，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通勤方式与国际大都市是有差别的。在上海，居民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在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伦敦，轨道交通占65%的客流；在纽约，轨道交通占61%的客流；在东京，轨道交通占80%的客流。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改变城市居民以私家车等大量占用社会公共交通资源的出勤方式，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规模。
趋势
周海旺认为，就土地和水资源等“硬指标”，上海还有较大空间能够承载有序的人口增长，而伴随着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等“软实力”的提高，城市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也会随之提升。
“城市科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就越强。”郁鸿胜说。
因此，周海旺表示，城市发展规划应该根据人口增长的科学预测，作出具有前瞻性的部署。近期，上海亦在首次对人口问题专家进行专题咨询后，对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了调整。
根据《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到2020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为2650万左右。
照此新划定的都市功能优化区，包括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宝山区和闵行区，基本囊括了浦西传统的“市中心区域”，这10个区2010年常住人口113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49.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48%左右。未来这些区域的定位将是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魅力的标志性地区，展现创新活力、发展服务经济的主要载体，集聚高端要素、提升综合服务功能的现代化国际城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划》要求严格控制这些区域的人口规模。引导中心城区人口向外疏解，适度降低人口密度。
因此，《规化》明确“至2020年，该区域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预期为45%左右”，比目前的占比减少了4个百分点左右。
据周海旺的估计，今后上海人口增速应该会放缓，有序增加。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的产业转型将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2012-2013年上海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研究报告显示，至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的比例已经达到60%。同时，一般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已经撤离上海。这意味着，今后上海的就业岗位，将更多的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
此外，上海GDP增速已经持续数年放缓，甚至处于全国垫底的位置，一方面是工业迁出，经济重心向服务业转型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上海已经不像过去近20年间那样，有大量的上规模投资项目带动经济增长了。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决策层的经济界人士表示，目前上海在重大项目投资方面的亮点，主要是迪士尼、虹桥交通枢纽和商务区以及南汇临港新城几个。
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上海并不会放缓对智力密集型行业人才的追求。周海旺介绍，从过去十年来看，上海人口增长虽然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的一般劳动力。大量的一般劳动力进入，使上海的人口素质增长非常慢。从最新的调查来看，上海每10万人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数量低于武汉，也低于南京，和周边城市相比，上海的人才优势并不突出。
“因此，如果现在政策不作调整，还是对人才进入控制较严的话，对上海的经济结构转型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以后上海人口数量增长更多的应靠吸引人才进入，不仅是面向国内人才，对国际人才也应有一些引进政策。”周海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