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儿村笔记】

“清流”的说法来自于古代的“清议”，“清议”既是庙堂之上也是乡里民间的议论，用来作为评判某个人品质的标准。早在西汉，官员要上位必须通过荐举程序，那些在位的官员对想当官的新人戳戳点点，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乡间和市井的议论也是把选人的尺子，比在身上量来量去，如觉不符，自动出局。甚至有的人一沾上“清议”，会觉终身不齿，在亲友间抬不起头来，顾炎武就有过“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恐惧，什么叫“舆论杀人”？看来自古就有。

持乡议的人也许是些在读的学生，他们可以自下而上地批评官府，搅动政局，越界之后肯定是被绞杀，被边缘化，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可见持“清议”的人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些知识人一旦当了官，反过来同样会被舆论监控，也可能转变成“清议”攻击的对象，如果气节有亏，就沦为“浊流”。说明“清流”“浊流”相互变来变去是个常态，但清浊的分与不分，如何分，按什么标准分仍是个绵延长久争议不休的话题。

按理来说，在“清流”们的眼里，应该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能混淆，但帝王眼里的“清”“浊”，标准却可以随便搞乱，常常混搭参用，故意模糊两者的界线，聪明的帝王似乎都爱这么干，据说容易达到政治平衡的效果。帝王之术，心机太重似乎理所当然，但如果一些文人也跟着起哄，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到会丧失对善恶标准的评判。比如对明末东林党人的态度就是一例，东林党人苛论时政，臧否人物，对这帮名士疯子舆论本来就有褒有贬，即使是自居“清流”之人，面对明朝将亡的残局，也不免抱怨东林党人中不乏小人，只会奢谈高论，没有筹敌制寇之策。可是在崇祯帝看来，攻击东林党的这拨人也就是限于发发峻刻的言论，胡乱嚷嚷满嘴牢骚而已，对朝廷的法纪政事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和东林党没啥不同。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无聊文人附和，添油加醋地夸大成明朝灭亡的主因，特别是心理原因，后来这个说法竟然被清廷利用，清朝皇帝就反复说过，你看，明代灭亡都是这帮文人空谈造成的。那个被反复标举的名联“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明末士人无能无德的标准记忆模式。

对于此种和帝王沆瀣一气的狗屁士论，黄宗羲出来正色辩驳，矛头直指殉死不久的崇祯帝，从世俗眼光看，如此非议吊死殉国的先皇相当不近人情。他说崇祯帝并非不知道东林党人是君子，只是有个别小人也会依附其中，因此整体上看队伍不纯，于是就起疑心，不加信任。他也并不是不知道攻击东林的人多为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可制衡东林的士气，所以两拨人掺杂起来混合使用，结果是君子舍之而去，而独独留下小人，这才是崇祯失国的主因。

黄宗羲断言，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为私家利益不问是非，通过调和善恶的办法大玩平衡政治，结果只能是一个“恶”字了得。“东林”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因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意思是说，“东林”应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应坚守的标准和尺度。而在帝王的思维中“今不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搞得一团和气的后果是大家都会一拥而上争当小人，君子反而没人当了。因为那样不但捞不到好处，成本也太高。黄宗羲所坚守的，就是贯穿千古而不灭的“清流”精神，拼死也要和“浊流”划清界线。只可惜的是，这股精神早已澌灭无存，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的正是争当小人的“浊流”气象。鼓励的是油滑、世故、苟且和贪嗔，最终是清浊不分，浊流横行当道。

“清流”的作用还在于尽量使帝王的心思偏于“王道”思维。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王道”与“霸道”之间历来就有紧张，两者相比，取“霸道”之途相对容易一些，是个捷径。“王道”则需君主官员时刻涵养身心，对民生体恤有加，感觉活得太累，让人很不耐烦！故“霸道”为先总是帝王的首选，或者是“霸王道杂之”，混搭起来乱用。不过在“清流”们看来，君王的统治术中，“霸道”总是比重过高，甚至视使用“王道”为滥施人情。

近读彭小瑜先生文章，他谈到蒋介石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打的旗号都是维护党派利益，党派赤裸裸的功利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一种任行杀戮的理由，这非常可怕的思维是对人性的一种毒化，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缺乏一种宽恕的精神。他举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进行一番讨论。当年唐太宗让一批犯人回家省亲，规定返回后就死。当犯人按约定返回时，唐太宗就全部赦免了他们。对唐太宗的纵囚行为，欧阳修批评说，只有君子才有资格以信义对待他们，对待小人只能加以刑戮，必须划分三六九等分别施以刑恩。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囚徒都是邪恶小人，骨子里天生就是罪犯。他们一定是揣摩到如果按时回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用生命做一次赌博，一旦赦免岂不是正中了贼人的诡计，对这些带着侥幸心理的罪犯必须杀无赦。如此缺乏宽恕精神的盘算，扩散成常态的思维，肯定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暴力相斫。这时候，帝王盛怒之下，身边冒出几个书生唠叨似乎就成了必要，这就是“清议”的作用，虽然看上去这些书生无不显得很呆很傻很天真。

当然，历史上“清流”也不总是那般纯净，也可能蜕化成“浊流”。钱穆先生的眼光就很毒，他看到了明清以后出现了一股“浊流”压制“清流”的历史转向，那就是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整理流转程序统统给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文官言行一旦受到胥吏束缚，就会产生依赖感，胥吏就会慢慢控制官场的运转节奏。胥吏政治一旦转化成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到可以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师爷上下瞒骗，四处勾结，抑制得士人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现当今的“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

在古代科举上也有清浊之分，科举选官是一种身份分配制度，负责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精英尽量均匀地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好处是一眼望去清浊分明。举人之下不可能做大官，进士及第才是清流，秀才举人沉在下面成了浊流，虽在身份上似乎超升无望，却未必不能通过乡党议论获得舆论上的清议评价。

比较有意思的是，近世士大夫中操办洋务的人往往会被清流所骂，沦为浊流。吴汝纶就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因为在沉浸国学太久的书生眼里，放弃祖宗之法，去向洋人的奇技淫巧献媚无异于士林败类，说极端点与汉奸没什么两样。如坊间就哄传洋务名流马建忠投奔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做间谍的故事。有趣的是，马建忠进洋务大员幕府，扮演的就相当于是当年师爷的角色，这职业在清流眼里本就属浊流，再加上为洋人打工这层，想不成“浊流”都难。湖南人郭嵩焘从公使位子退归乡里，就遭乡人唾骂，说他是汉奸，差点让乡亲的唾沫星子给淹死。清流在此变成维护世道尊严，拒绝西人污染的化身，可在洋务人眼中，中国遭千古变局，自诩清流的人都如抱残守阙，顽冥不化之徒。在外交家曾纪泽看来，玩清议的人都是一些死守秦汉旧制，只会发高头讲章议论的老朽腐儒，当年畏惧“清议”和台谏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清流批洋务是认为西人也是“夷”，越和“夷”妥协讲和他就越来劲，但清流也明显感到用那套老掉牙的空洞道理打不过西人的长枪大炮，所以清流平时起劲骂洋务大员是浊流，一旦遭遇实际民生技术问题，未必真有多少底气。面对清流的咄咄逼人。身背“浊流”之名的洋务派也未必都那么自惭形秽。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光凭文人那张嘴对抗不了西方新知对身体的直观刺激。

清浊之分往往随时运而转，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在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一夕接触西学，无论精粗美丑一律生吞活剥，塞入脑中，不及消化。这帮饿鬼在过去“清流”眼中，就是地道的假洋鬼子附体，绝对是“浊流”。可在满目疮痍的年代，这批精神饿鬼引领的是一股时代主流，这时候你如果不识时务戴着“清流”面具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只有被痛殴的份儿。如当时有“国学”应该复活的提法，但在一片现代化的“浊流”叫嚣中，国学真如“国渣”，充其量是挨揍疼得不行发出一种别样的呻吟，当不得真的。

“清流”真正得势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推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似乎明快的刀锋一路斩杀得卷了刃，需要旧文人出来激浊扬清，清洗刀口上的污血。清流逆反言辞仍如当年的倔犟，非常不中听，他们认为寻求国家富强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有失王道的敦厚。这里面搅动起的又是“国富民穷”的老话题。按杨国强的说法，当年洋务新政初起时，就是以国家整体富强为目标，并没有人愿意在民生问题上多动脑子，那些捍卫王道诉求民生，压抑国家暴富的传统清议，完全为自强的高调所淹没。一个例子是铁路大兴与民争利，造成舟车水陆运输民众大批失业，当今房地产商与民争利的景象，就如当年情景的再现。这时的“清流”就像个“愤青”，跳出来大骂，虽不合时宜，却是个异样的风景。我常想，如果咱们的社会中多点这样的“清流”，时不时出来叫嚣一番，刺激一下政府，政府也能哈哈一笑，听之任之，那才算称得上有点魅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