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朱天元

5月4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袁伟时携近作《缠斗：方生与未死》做客燕山大讲堂，与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政治学者吴稼祥从稳定、自由以及和谐外交三个方面入手，解读“决定国家盛衰的缠斗”，并就近代史上关于自由民主观念、近代的激进思潮和民族主义，结合渐入深水区的改革现实，展开讨论。

在《缠斗：方生与未死》中，袁伟时力图用全新的文明史观品评近代关节点事件、关键人物，重新解读长期被脸谱化的历史，拾回常识，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摒弃意识形态的困扰，融入现代文明。

在活动现场，袁伟时分别就晚清历史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处理与外国关系？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近代的歧路与挫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缺乏清晰的解决路径，以至于激进思潮的兴起，从而留下了无数痛史和教训。在他看来，充分向世界开放，坚持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并摆脱非理性主导下的狭隘民主主义，才是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答案和总结历史的教训。

吴稼祥认为，中国近代的一切灾难来源于文化基因的落后，正是由于东方文明注重自省和强调社群的倾向，最后衍化出封闭与偏好集权与个人崇拜的特征，从而在与崇尚扩张与理性的西方”逻各斯”文化的交手上一败涂地。而理性的检索传统文化的不同成分，摆脱对于父权的过分崇拜。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有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章立凡为大家回顾了中国改革的路线图，并提到，改革是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当改革越来越倾向与权贵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结合时，平等和自由的吁求和呼声必然兴起，这也是中国公共问题讨论两极分化的根源的所在，而如何兼顾改革和底层民众的要求，他认为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将平等分配制度化，将改革红利惠及到每一个人。否则中国又要遭受“民粹主义”的沉渣泛起。

由古及今，在场嘉宾继续深入探讨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国家的进步将会遇到的助力以及中国要完成现代转型的决定因素等时下热点话题，并与现场读者热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