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伟/文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开幕式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回答记者的提问曾有如下表述：“一个具体案件对当事人来说，直接关系到权益的实现，我们经常讲，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

显然，周强院长这种个案正义的理念正是司法中人民性的具体表现，当事人没有获得具体的正义观感，也就不会生发出司法公信力来。但结合我国两审终审的制度原则及司法实践，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绝大部分并不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供给，而是落到了地方法院身上。

如何由地方法院在地域管辖的范围内更好地“供给”公平和正义，应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由于冤假错案都发生在地方法院，因而，首先需要说服人们，司法地方化并非是实现正义的障碍，而是从源头上改革司法制度、回应人民公平诉求之举。

例如近期发生的“冀中星事件”、上访妈妈唐慧劳教案，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地方法院供给司法公正不能的原因。而无论这种供给不能是基于法律本身还是牵涉到司法不公、甚至腐败，都不应该引申为司法改革的祛除地方化，而毋宁是要以落实地方法院独立审判权、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审判机制为契机，将公平和正义以个案的具体形式让参与者感知到，从而形成对司法权威的服膺。

但“司法地方化”一语却是以法治及司法改革“假想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无疑，批评“司法地方化”的意见中，有很多极其正确。例如法院的经费受控于地方财政，就难免会出现地方政府干扰司法：“控制了一个人的衣食，就控制了他的意志”。同时，“司法地方化”还涵摄着为了维护地方的刚性稳定，地方法院屈从于相应的政治任务，将司法的准绳由宪法、法律降格为服从政策和权力意志。还有种担心，即如果强调司法地方化将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不利于我国统一的市场和社会秩序的形成。

干扰审判机关、审判人员依法独立办案的形式有多种，上述几种忧虑在现实中也并不鲜见，但这些忧虑都不能归因于司法地方化。首先，人民法院的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中，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不是地方政府说了算；其次，放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司法公信力的致命损害，因而不能将之归结为司法地方化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地方的司法官员寻求拓宽自己的仕途空间，表现出与其职责并不相称的权力野心，也不必大惊小怪。而将其权力欲引导至回应人民的正义诉求上去，才是应对的正确方式。当然，所谓司法地方化会加重地方保护主义则更是无稽之谈：如果司法官员没有“人情案”、“关系案”等等不正当利益的考虑，很难想象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他们会对外来商品、外地人抱有如此深刻的歧视和偏见。

近些年来，人民法院在确立司法公正之路上做了很多的技术性改进工作。例如在各个法院设立起功能完备、审立分离的“诉讼服务大厅”，将当事人、律师同承办法官在形式上予以隔离，以期获得交流沟通的公开化；还有如设立管理评估鉴定事项的技术室，从而隔绝审判人员同社会中介机构串联牟利的可能；而如“五个严禁”的出台，其目的也是为了迫使司法官员真正回归到“司法为民”的角色中来，将公平、正义以具体、看得见的方式运送到当事人手中，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

事实上，地方法治的衰微必定会将当地人民的正义诉求推送至最高司法机关。而考虑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限制，当事人不得不舍近求远的正义之路，最终多会得到政治化的解决：并非来自法律本身的权利义务配置，而可能是妥协退让，甚至会有当事人看不到正义的实现。从长远看，这必定会牺牲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功能，而不断强化其政治功能，甚至以后者取代前者。因而，我国司法改革不应以司法地方化作为“假想敌”。而唯有将地方法院改造成人民获取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廉的公平和正义的供给机关，才能真正树立起司法公信力。当然，这有赖于对司法中人民性的坚持，以及审判机关、审判人员对宪法、法律的绝对忠诚。

（作者为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