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Harold Evans

译者：黄轩

上市时间：2013.7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书号：978-7-5642-1663-4

定价：58.00

内容介绍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

作者简介

 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

纵横英美媒体圈60余年，公认的最伟大的英伦报纸编辑。获国际新闻学会50大“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奖”。

埃文斯的报业生涯得评价：“对英国出版自由的贡献远胜过首相。”供职于《星期日泰晤士报》14年间，开创英国调查性报道和活动性报道之先河。1982年，担任《泰晤士报》主编仅一年后，转战美国，先后执掌《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每日新闻报》等优质报刊。

著有两部历史类畅销书：《美国世纪》和《他们创造了美国》（又译《美国创新史》）。2009年，出版《我的报业人生：追忆似水年华》。

再版前言

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事件，让鲁珀特·默多克度过了“生命中最卑微的一天”。而这些事件，又和本书中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1年7月19日，当鲁珀特·默多克和儿子詹姆斯·默多克前往伦敦特别委员会接受问询时，我就坐在相距咫尺的地方。位于议会保得利大厦（Portcullis House）内的这所房间四尺见方，穿过马路便是下议院和大本钟，与会的议员不过20余人。吊闸（portcullis）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装置，通常被安放在城堡入口的上方。然而，眼下这个栅格状的铁家伙，见证的却是新闻国际公司的困兽之斗。

在过去近五年的时间里，《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和行贿警察的行为，以及随后新闻国际公司一系列的遮遮掩掩之举，最终点燃了英国公众的怒火。作为这一传媒巨头的创始人和掌门人，默多克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和旗下的新闻帝国辩护。

而导致这次完败的始作俑者，正是他最为蔑视的《卫报》。当时的《卫报》可谓四面楚歌，但是苏格兰场［[1]］和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龌龊的无罪宣判，新闻国际公司接踵而来的否认、中伤和威胁, 都没能阻碍其对事件真相的还原。

在耐心等待听证会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显得无比谦逊，他就是《卫报》的当家记者尼克·戴维斯。当年，在主编［[2]］艾伦·拉斯布里杰的支持下，戴维斯开展了大胆且深入的调查。听证会期间，他一直在小记事本上埋头记录，想想其中所包含的正义言辞，就让人兴奋不已。

默多克此番伦敦之行出师不利，其面孔在时髦的巴拿马草帽下笑容全无。他无言地抱了抱前主编、现任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不日，这位默多克的左膀右臂便被警方逮捕。默多克随即感受到了公众的愤怒情绪。为此，默多克专程慰问了被害女孩米莉·道勒的家人。他对《世界新闻报》野蛮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深表歉意——窃听者曾侵入米莉的语音信箱，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以腾出空间，进而寻求更多卑劣的“独家报道”。

对于鲁珀特·默多克的证词，议员之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他的回答完全是一个罹患健忘症的耄耋老人在饱受时差困扰情况下的典型表现——他偶尔用手窝在耳边，要求重复问题；一次，在提及首相布莱尔的新闻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时，他甚至误将首相说成了大卫·卡梅伦。也有人将默多克的证词视为朱尼尔大叔［[3]］的翻版。这位托尼［[4]］老迈的导师、瑟普拉诺家族中的老大，通过示弱的方式逃脱了惩罚。

但在我看来，默多克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甚至比他的儿子来得更加直接。詹姆斯稍显不安的寸头，不禁让人想起了尼克松总统的幕僚长鲍勃·霍尔德曼。老默多克在一旁缄默不语，而詹姆斯却在一边滔滔不绝。老默多克回答问题时会稍作停顿，缜密地思考每句话背后可能包含的法律含义；时而，他又会暴跳如雷，以一副蛮横的独裁者的形象，猛击眼前的桌台。每每如此，他身边的妻子邓文迪便大为紧张，努力探身安抚，缓和眼下剑拔弩张的局面。

默多克的年老愚钝，让詹姆斯的证词显得有悖逻辑。在保得利大厦的这所房间里，他向众人展示了默多克式的尖刻与直接。一位委员会成员指责他的管理层罹患“集体性健忘症”，默多克则尖锐地反驳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在集体撒谎？”（不可否认，默多克先生是对的。）另一方面，詹姆斯迫切地充当安慰者的角色，更是在公众面前大摆迷魂阵。

比如，就大公司如何通过贿赂歹徒获取更多细节的问题，詹姆斯便通过援引“外界某知名法律顾问”错综复杂的专业解释，加上屈尊俯就的辩解加以粉饰。实际上，新闻国际公司曾经承认仍在给那些歹徒支付黑钱。这一事实的确认，也是听证会期间唯一有效的举证。

老默多克低声抱怨这都是为“合同”所限——尽管无人承认，也无人追问，但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就是封口费。第二天，新闻国际公司发表声明称会终止这项交易。这一看似大度的让步次日便失去了效力。《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和该报法律顾问揭露说，詹姆斯的证词不实。新闻国际公司从未告知他，有不止一名记者涉案。

可惜的是，席间游戏般的辩论被一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打断了。这个十足的蠢货就坐在我身后，手里紧攥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一叠纸质的盘子。他不动声色地用柏玛刮胡膏填满纸盘，猛然起身袭击了默多克，好像是在向人们宣告，眼前这位满身泡沫的受害者是一个“无比贪婪的亿万富翁”。此时，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一向温文尔雅的邓文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了袭击者重重的一记左勾拳。

说实话，这让我也颇受震动。不过，相比默多克随后的表现，这算不了什么。当伦敦警方嚷嚷着鱼贯而入（“喂，喂，瞧瞧这里都发生了什么！”）前来逮捕袭击者时，与会人士大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只有默多克丝毫不为所动。他对眼前发生的袭击以及稍后驱赶闹事者的混乱处之泰然。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指出，魅力型权威的领导者是通过他人的支持，而非强制命令和传统惯例来确立组织或政府的政策和方针的。默多克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就此倒下。毫无疑问，他将魅力型权威贯彻得淋漓尽致。这对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再合适不过了——需要强调，这里的魅力型权威只是一个概念，而非一种个人比对。

德意志第三帝国史专家伊恩·克肖爵士曾据此论证称，即便希特勒从未醉心于纳粹德国的国内政策，他仍旧是一个权倾一时的独裁者。一位普鲁士公务员的话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个悖论——官员们一直在自觉地“向元首靠拢”［[5]］。他们乐于迎合希特勒的喜好，以期获得上司的好感。

同样，在默多克庞大冗杂的集团中，大家只在乎“默多克的想法”，不论这想法是对是错，或好或坏。他甚至不需任何明确的指示，身边的高管也会如侍臣般努力迎合他的期望。《泰晤士报》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切。诚然，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恐惧，因为惩罚是严厉的。不过，这种恐惧也反映了，默多克的豪赌大多是成功的，失败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讲述的各种经历，多少包含了令人不安的象征性意味。与默多克相处的最后几周里，我内心感受且涌动着复仇情绪的暗流。此时，默多克掌舵下的公司开始与道义背道而驰。首相、保守党和工党，无一例外地对报纸标题的要挟惧怕不已，也往往会满足其任何要求。离开《泰晤士报》后的数十年经验告诉我，只有在公众言论和整个政坛备受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催生内部腐败。在此，我要说明的是，默多克持有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多数股份的政治动机，正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唐宁街，促使撒切尔夫人搁置《竞争法》，进而于1981年成功收购《泰晤士报》。

他的肆无忌惮无人可及。即便2007年爆发了黑客丑闻，天空广播公司的控制权依旧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明眼人早已心知肚明，默多克却仍辩称：“不论身在何处，黑客都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在大洋彼岸，新闻美国公司被控入侵多家公司的密码加密网站，窃取商业机密。庭外，默多克不得不为参与作证的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根据法庭证词，幕后推手保罗·卡鲁奇先生这样向受害者解释道：“我的老板是一个对一切都志在必得的人，如果任何人告诉他‘这不可能’，他是无法理解的。”随后，卡鲁奇便被晋升为《纽约邮报》的负责人。

默多克的人生略带悲情色彩。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怀揣着憧憬和决心，向索然无味的美国电视网发起挑战，他只身组建的全美第四大电视公司，现在充斥着政治偏见；他创办了一份罗曼蒂克式的报纸，深谋远虑且极富勇气，为其他报纸所不敢为，帮助英国出版业甩掉了限制自身发展的累赘，从腐败、粗暴的印刷联合会全身而退；他还是一个无比疯狂的影迷，即刻认识到了马丁·斯科塞斯呼吁保护消失的“老片”的力量，就在其他电影同行举棋不定时，他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却马上开始了行动。这个男人，他可以对身边的马屁精无比仗义，也可以做到在逆流中迅速、无情地背叛。

本书的故事由鲁珀特·默多克崛起之时开始。自本书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英国的媒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我们见证了20世纪英国第一份全国性报刊《独立报》的发行，新闻业脱离了没落的英国印刷工会，还有本书主人公急遽膨胀的权力。

默多克或许只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存在共谋关系。1987年和1990年，撒切尔夫人的表现已然一副走狗模样。若非窃听丑闻东窗事发、自己的亲信沦为主犯，想必大卫·卡梅伦也会效仿1981年的玛格丽特·撒切尔。

上述所有事态的根源，与本书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时值1986年《独立报》发行之际，《泰晤士报》受“撒切尔—默多克”关系的影响，明确放弃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独立报》也据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还有数量可观的员工）。1984年，《今日报》的持有者艾迪·萨就瓦解了印刷工人工会的力量，重塑了英国出版业的经济格局。1986年初，默多克为挽救出版业自由而重拳出击，并最终在沃坪之战［[6]］中，击败了强大的英国印刷工会。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次胜利为《独立报》最初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沃坪大捷可以说是之前胜利的延续。正如默多克形容的那样，食肉动物让食草动物重获了自由。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印刷工会但凡表现得可靠和廉洁些，便不会成全默多克对《泰晤士报》的接管。另外，如果工会领导层坚持贯彻与我们达成的员工收购计划，默多克也不可能借此成功。要知道，当时这项计划得到了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首肯。他们赚到了默多克的先令，却也成了他的刀下魂。这样的结局无可厚非。

1981年默多克收购了《泰晤士报》，次年便开始操纵报纸。建立默多克帝国的决定因素，就是要摈弃先前对议会的所有保证。不久，他又吸收了艾迪·萨短命的《今日报》。到了1987年，他已拥有两份日报和两份周报。1991年，默多克故技重施，在卫星电视转播领域独领风骚，所用手段同他先前收购《泰晤士报》的方式如出一辙。

他巧妙地规避了反垄断委员会引述的《公平交易法》条款，借由报纸濒临倒闭的境地这一事实，金蝉脱壳。抖净浮尘的《今日报》，随后为伦罗集团（Lonrho）所有。这一点不具备任何正当理由。

负责执法的两任部长——约翰·比芬和杨勋爵，完全属于默多克归类的那种没有骨气的政客。当然，二人也很难算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他们总能听到背后博阿迪西亚［[7]］战车步步逼近的声音。

但凡潜在的出版寡头能够充当忠实的庇护者，撒切尔夫人便会默许不设防竞争的产生，将《反垄断法》的规定或是多元化公众利益的诉求抛之脑后。在这之后，当默多克以无照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在卫星电视行业的时候，撒切尔默许了垄断的出现。

在这个案例中，英国独立广播管理委员会（IBA）从包括默多克在内的七家竞争公司中，选出并授予了英国卫星广播公司营业执照。花费了数百万英镑后，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所属集团发现，面对默多克即刻发起的挑战，他们所谓的独家合同分文不值。就在英国卫星广播公司摸索前行、完善自身卫星的前夕，默多克凭借星空电视台（Sky）的泛欧洲卫星服务，打入了英国市场。当时这些卫星的所有权归卢森堡所有。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主管向撒切尔夫人抗议，称这样的竞争只会对默多克有利。没错，正是撒切尔政府赋予了默多克垄断的权利。

不久之后，默多克再次凌驾于法律之上。交叉所有权方面有明确规定，一家全国性报业公司无权持有任何一家英国电视公司超过20%的股份。不要幻想撒切尔夫人会迫使他放弃这个念头。1990年，默多克试图通过并购星空电视台和英国卫星广播公司，进而持有50%的股份。很显然，根据交叉所有权的规定，这宗交易是非法的。同时，这也违反了英国卫星广播公司与英国独立广播管理委员会的合同子条款。内政大臣大卫·韦丁顿也在议会上承认了其非法性。

然而，就在交易公布的四天前，默多克已经私下与撒切尔有过接触。政府对此置身事外，暗箱操作再一次发生。基于先前的经验，人们有理由相信，首相会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参与进来，从而推动法律的修改。这也需要比韦丁顿先生更为大胆的勇气。《独立报》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张伪善的面具：

事实是，默多克先生的媒体权力直接为政党服务。作为回报，政府对他在议会上的违法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目前为止，撒切尔夫人的演讲都带有媒体偏见。在其他领域，她坚信权力的积累对民主不利，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却变了基调？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撒切尔夫人希望通过不正当的干预，确立起稳固的政治同盟，从而获得更多利益。默多克也是她欣赏的那种掠夺者。他的勇猛冲劲和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蔑视，将撒切尔引入歧途，以至于她会认为于默氏利，亦是于国利。其中缘由相当让人感兴趣。然而，自1993年晋升为女爵，撒切尔却选择了遗忘。在她1993年的回忆录中，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没有任何解释，对默多克更是只字不提。

英国卫星广播公司一役显示了默氏独有的志在必得和豪赌情结。同时，他对独立新闻业的那份蔑视也为世人所知。他旗下，包括《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内的五家报纸，公然用新闻栏目封堵其所有者的卫星节目，削弱对手的实力。形单影只的《金融时报》表示，不会用牺牲诚信来换取商业利益。读者所不知的是，《金融时报》的所有者培生集团同样拥有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股份。其董事长布莱肯海姆勋爵理应被《金融时报》的记者奉为英雄。1987年至1988年间，他顶住压力，回绝了默多克对《金融时报》的求购。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1985年，默多克购得都市传媒六家电视台。当时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破天荒地给予了默多克两年的交叉所有权弃权声明，从而使他能够在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同时经营报纸和电视台。没有人能够搁置他的要求。为了收购电视台，默多克放弃了澳大利亚国籍，成为一名美国公民。这些准备工作，让他卸下了身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压力。本该在嘈杂的法庭干坐个把小时的他，直接出现在了法官室的主审面前。

是什么让默多克骑在了政客的头上？答案就是报纸，道理很简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93年发生的交叉所有权之争非常耐人寻味。当年，先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的两年交叉所有权弃权条款业已到期，默多克则希望将其永久化。不料，1987年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通过的一份拨款预算决议的最后修正案，将这宗交易扼杀在了摇篮里。默多克很不情愿地出售了手中的《纽约邮报》。尽管这份报纸不尽成功，却是相当重要的政治根基。

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高调捍卫肯尼迪参议员的修正案：“电视广播是属于大众的。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早年，肯尼迪经常受到《纽约邮报》、《波士顿先驱报》甚至超市小报《星报》的猛烈抨击。《波士顿先驱报》最喜欢把肯尼迪比作胖子。因而，此时肯尼迪的策略，被普遍视作对默多克的报复。

出人意料的结果，似乎为这场战斗画上了句号。一方面，默多克要出手挽救《邮报》，另一方面，他又想保住纽约WNYW电视台和福克斯电视网的部分股份。谁又能为他力挽狂澜？答案只有一个：肯尼迪。没错，就是当初迫使他卖掉《邮报》的肯尼迪。

这又是为什么？默多克再次接手《邮报》当天，就宣布购回波士顿WFXT电视台。不久之后，他就着手放弃旗下的《先驱报》——这根肯尼迪的眼中钉、肉中刺。《纽约日报》的阿兰·斯隆在他的专栏里这样写道：“眼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出典型的狼狈为奸的勾当。如果你还在怀疑肯尼迪和默多克之间是否达成了某种协议，我很愿意为诸位讲述故事的始末。”

过去十年间，默多克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1983年至1984年间，他成功买下《芝加哥太阳报》，却在试图收购华纳兄弟公司时遭遇了滑铁卢。就在当时，默多克背信弃义的形象已经是满城皆知。芝加哥的这单交易颇有当年收购《泰晤士报》的影子：以吉姆·霍格为首的出版者，被东家菲尔德家族集体出卖。

默多克见风使舵，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马歇尔·菲尔德五世和他的兄弟泰德。相比之下，《太阳报》的记者可就不买默多克的账了：霍格出走；专栏作家迈克·罗伊克去了《芝加哥论坛报》，讽刺默多克的报纸只配包裹不自重的死鱼。于默多克而言，这是一段苦涩的往事。

1986年，在进军电视行业不久，他便将报纸出手。之后，又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凭借控股的福克斯电影工作室和都市传媒的电视台，默多克与天才广告人巴里·迪雷联手打造了全美第四大电视网。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默多克花钱如流水，却不肯自掏腰包。1988年10月，他仅为《电视指南》支付了不到30亿美元，其事业也随后跌入低谷。

正所谓临阵斩将，于军不利。经济衰退和银根紧缩前夕，默多克轻易地解雇了一名公司经理，原因仅仅是无关痛痒的计算失误。他逐渐将公司带入了负债70亿美元的境地。到了1990年，其控股公司新闻集团几近破产边缘。

关键时刻，一档电视四台的节目，以及随后理查德·贝尔菲尔德、克里斯多夫·赫德和莎伦·凯利的合著，揭开了部分事件的神秘面纱。

通过位于澳大利亚的总部，新闻集团利用当地宽松的会计和税务标准合理避税，通过创建的一张公司间债务网掩盖了其真实的财务状况。昔日势不可当的默多克，不得不在自己60岁之际，开始了一段耻辱的环球说明会。用《澳大利亚商业月报》的话来说，默多克是在呼吁和恳求银行业者给予他喘息的机会。

危机一触即发。他不得不出售手中的《纽约杂志》和《首映》的美国版，更为严格地控制节目成本，并减持个人股份至40%以下。

当时，人们很自然地把默多克和马克斯韦尔［[8]］联系在一起，将他们视作小报双雄。不同的是，马克斯韦尔行事大刀阔斧而又稀里糊涂，他反复无常、性情多变、蛮横无理又狡诈不实。相比之下，默多克则更加小心谨慎，讲求方法且处事冷静。默氏凭借超强的说服力和专注度，将自己在英国的报纸、天空电视台，以及美国的福克斯电视网和第五频道的股份牢牢地掌握在手。

到了1993年，默多克东山再起，重回世界最富影响力的媒体大亨之列。在英国通信领域，他更是无人能及，掌控着天空电视台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所辖报刊的销售量占据全英报刊销售总量的近33%。

此外，他说服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声名显赫的马默杜克·赫西和迈克尔·切克兰德，为天空电视台赢得了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独家直播权。起初，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和BBC的出价都很高（具体数目不详）。但是后来，BBC转而竞购英超赛事集锦，声称是出于一项英国足协和天空电视台的交易限制。1981年，默多克对赫西几度挽留，希望他留任《泰晤士报》的顾问。

鉴于这层私人关系，ITV的失利并不能算到其公司高管的头上。当一切尘埃落定，仰仗BBC和ITV地面信号的观众，再也无法欣赏到这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了。

威廉·肖克罗斯［[9]］认为，人们不应对默多克的成就诚惶诚恐。对本书初版中谈及的《泰晤士报》问题，他嗤之以鼻：“如果默多克经营的是一家化学公司，而哈罗德·埃文斯是一个被解雇的工头，我想他的抱怨也就不会广为流传。新闻记者和媒体专家对默多克的抨击，大多翻来覆去且索然无味。”

在肖克罗斯的词典里，我竟摇身一变成了工头。研究英国阶级制度的学者可要开心地记上一笔了。啧啧，让一个满手老茧的工人子弟主编《泰晤士报》，真是莫名其妙、不可饶恕。

言归正传，肖克罗斯的默氏立场有两个看点。

看点一：正如罗伯特·哈里斯在一篇《独立报》的评论中切中要害：“默多克的确不是什么化学公司老板，但他确实在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和娱乐传播者，评判标准理应不同。”默多克旗下的五家全国性报刊，每份的读者群均逾千万。它们在1992年的英国大选中，无一例外地站在了工党的对立面，英国媒体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当年支持保守党的日报，占总流通数的70%。

看点二：自始至终，默多克都没有正视过《泰晤士报》的根本问题。他曾承诺保证报纸编辑的独立性。到头来，他却没能遵守这份承诺，继续秉承“谁出钱，谁说话”的办报原则，强行灌输政治政策，解雇了束缚他手脚的烦人主编。早知如此，当初议会、汤姆森集团以及《泰晤士报》董事会断然不会同意这桩买卖。默多克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让事情越发有趣。他又是怎样全身而退的呢？这是对《泰晤士报》的发问，更是对“当初”的默多克的发问。

肖克罗斯对新闻记者反复控诉默多克不以为然。殊不知，这是与默多克先生的礼尚往来。默多克庄重地许下承诺，随后便抛在脑后。他宣誓忠于人民，然后背叛人民。他犯了错误，却又大加掩饰。

这样的例子遍及三大洲。让我们细细品味接下来的这个案例。1988年，威廉·柯林斯出版社几乎步了《泰晤士报》后尘。1981年，默多克在恶意收购柯林斯的过程中败下阵来。不过，他仍收获了19%的股权，并且赢得了42%有投票权的股份。他向柯林斯首席执行官伊恩·查普曼发誓，不会再发起恶意收购。当时在场的，有默多克的代表古德曼勋爵和柯林斯的副董事长查尔斯·特劳顿爵士。（他还表示不会行使每年自动获得市场股票2%的权利，不过他食言了。）在查普曼的带领下，柯林斯出版社步入全盛时期。日后默多克收购纽约哈珀&劳出版公司的交易，也与他的名望和举荐密不可分。

然而好景不长，查普曼不久便收到了默氏独特的“奖励”：背叛和中伤。1987年，默多克打破承诺，再次启动全盘并购。他教唆查普曼的副手作伪证，痛斥前者的管理方式。查普曼和董事会极力反对这笔交易。于是，默多克增加了砝码。在一份恶心的报盘文件中，他提出员工的道德标准过低，公司的核心业务缺乏竞争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交易。当默多克将报价从2.9亿英镑提至4亿英镑时，柯林斯的董事会屈服了。他又向董事会承诺，未来的英国柯林斯出版社和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在编辑和管理上将各自独立。不过很快，这些承诺就消失在了伦敦的迷雾中。

1981年，默多克在谋求对《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控制。我也在同一时刻，做出了职业生涯中两个最糟糕的选择：放弃与默多克战斗，出走《星期日泰晤士报》。那里是我的大本营，有无数优秀员工的支持，大可有一番作为。然而，虚荣心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原本认为自己能拯救《泰晤士报》，可结果是，我失去了所有。两份声名显赫的报纸，就此失去了各自珍视的独立性。媒体对工党的反对之声也越发扭曲。一个经营通俗小报的跳梁小丑，自此坐上了英国品质报刊［[10]］的头把交椅。

1981年，我们本有机会阻止默多克。午夜前5个小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工会几乎就要向法庭申请法院执行令［[11]］，这会迫使政府将交易案提至反垄断委员会。《公平交易法》规定，报纸收购原则上都要经委员会受理。如果默多克坚持收购，他需要就自己的国际交易、媒体交叉所有权和诚信记录等事宜进行公开作证，汤姆森集团也需要为自己捏造的公司赤字辩护。届时，所有的问题都会抛给默多克，报纸也能重见天日。晚上11:00，工会以超过100票的否决票推翻了提案。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14名来自“掘墓人社”（Gravediggers’Club）的反对者称，如果有我的领导，也许结果会有所不同。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和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并不是工会的成员。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判断。我也确实向印刷工会提供过手头的财务报表。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申请法院执行令，这些报表可供会上讨论、准备证据之用。只是，我从未试图说服任何人为此投票。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汤姆森集团提交给政府的数据，与董事会和华宝银行拿到的财产说明书不尽相同。他们通过卑劣的手段，让《星期日泰晤士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亏损的公司。早知如此，我势必会改变当初的立场。事情的细节将在下文交代，请读者们自行评判。

当时，我决意坚持内部斗争，避免公开冲突。《苏格兰人报》现任主编马格努斯·林克莱特，过去是“掘墓人社”的一名领袖。他曾撰文表示，对我的决定感同身受。他的这份大度，让我十分感激。

正如梅特兰所说，悠悠往事亦是遥遥来日，史学家却很难铭记眼下的事件。现在看来，当时下定这番决心是正确的：汤姆森集团，特别是集团英国执行官戈登·布伦顿和泰晤士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一心要把《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捆绑卖给默多克。二人都曾供职于这两份报纸，他们身上趣味相投的特点，对《泰晤士报》的主编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与威廉·李斯-摩格［[12]］通力合作，多少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从默多克那里得到保证，确保了编辑工作高度自由。我们又将目光投向另外一边，作为《泰晤士报》的第二大潜在买家，《每日邮报》也是一个威胁。他们的报价比默多克还要高出800万英镑，而且态度坚决。（约翰·葛里格在他1993年出版的《泰晤士报报史》中称，罗瑟米尔勋爵［[13]］向他亲口确认了上述事实。）

我们到头来发现，选择与默多克同行，才是最大的危险。这并不是因为信赖他的缘故。事实是，即将卸任的董事会和编辑都曾以为，我们束缚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投入了坚固的城堡塔楼。牢门的钥匙，其中一把掌握在一群正直的人手中；余下的，托付给了至高无上的议会。然而，默多克却能像霍迪尼［[14]］一般，轻而易举地抖落身上的枷锁。他的奸诈诡计，相较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事实证明，建立在道德假设基础上的制度是脆弱的。一个执著、聪明的人，能轻易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与《泰晤士报》的决裂充满了唐突和痛苦。默多克也展示了他波希米亚式的炒鱿鱼［[15]］。

近200年来，《泰晤士报》到我已经是第12任主编。现任的詹姆斯·哈丁，是第18任。默多克先前还任命过：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查尔斯·威尔逊、西蒙·詹金斯、彼得·斯托萨德和罗伯特·汤姆森。

报社的章程规定，主编有责任确保出版物的独立性。我很想知道，在默多克的监控下，继任主编是怎样履行这份职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安德鲁·尼尔是唯一敢站出来的人。他的书有一个很相称的名字——《全面披露》（Full Disclosure）。(罗伯特·汤姆森现在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彼得·斯托萨德则去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我通过本书和读者们分享了我的经历。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主编都能参与进来，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

对书中描写的各色压力，很多人是半信半疑。根据肖克罗斯的访谈，一切都是我凭空捏造的。请诸位看官莫再从默多克的立场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不情愿搬出事实来证明我的清白。

事实一：我与默多克的症结在于，我不愿意把报纸变成撒切尔主义的喉舌。后来的《泰晤士报》也确实沦落至此。不可否认，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对撒切尔的确更有好感。令人费解的是，之后的主编都保持了一致的步调。肖克罗斯承认，默多克的声音会迅速地传达给编辑，最后转化成他乐于看到的结果。肖氏还说过：“对默多克的声讨之声，大多认为他是BBC和英国电视广播建设的头号公敌。”

事实二：我与默多克确实就专门报道议会的问题大吵一架。著名的议会专版和编辑团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想必继任者中，也有人对此感同身受。

事实三：重压之下，编辑的独立性会向商业利益低头。默多克曾暗地将《泰晤士报》的所有权易手，并建议我把消息控制在报社内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外来的商业压力对报道的影响愈加明显，例如他对天空电视台的野心和对柯林斯出版社的接管。事实的澄清大概会引发激烈的反对之声，BBC与默多克的商业合作关系，势必是岌岌可危的。

事实四：经营者决意指使员工破坏承诺和保证。道格拉斯-休姆曾遵照他的指示，解雇了《泰晤士报·商业新闻》的主编艾德里安·汉密尔顿。不久之后，前者就成为了《泰晤士报》的主编。

事实五：驱逐丹尼斯·汉密尔顿爵士的丑闻。作为默多克的全国董事会主席，他曾为默多克保驾护航。值这位英雄逝世之际，《泰晤士报》的讣告把这段时光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了。

事实六：对准确与公正的威胁。在我就任主编期间，默多克对《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撒了谎，报纸也刊登了这则谎言。随后，道格拉斯-休姆拒绝发布我的回应函或任何形式的更正。同样的谎言还转述给了肖克罗斯。道格拉斯最后悲惨地早逝。事实是，在默多克践踏一份独立报刊的公正性时，他曾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人们常常问我，对如今的默多克作何感想。说实话，我更关心新闻行业，而不是某个人物。不论是作为编辑、出版商还是历史学家，在美国的工作都让人愉快。我曾在纽约社交圈偶遇过默多克。那次之后，我也确信自己没有留下仇视的情绪。就事论事，他是一个和善的人，有时还会露出些许的娱乐精神。但我也提醒自己，如果默多克可以“弃恶从良”，那么撒旦就会是弥尔顿《失乐园》里的主角。

不可否认，他确实做了很多让人钦佩的事：在沃坪之战中勇敢面对印刷协会的挑战（他战俘营式的建筑品位就让人不敢恭维了）；凭借第四电视网，只身挑战全美三大电视网络；以其独有的魄力和洞察力，从容面对世俗的眼光。如果这些品质能够与新闻业的正直性联系在一起，那么，默多克必定会是一位真正杰出的新闻大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多少欠默多克一份人情。离开《泰晤士报》后，我逐渐被人遗忘，于我而言，却不失为一段愉快的经历。曾经多少年里，《泰晤士报》都将我的生日记录在案（我越发感觉这是一种对个人信念［[16]］的侵犯）。辞职后不久，我的名字就从生日佬名单中消失了。没有了白纸黑字的记录，我不再留意荏苒的光阴，只是时不时地校准一下自己所声明的年龄。遗憾的是，近日我的名字又重回名单之列。或许新版的本书也能够再次焕发青春。

纽约， 2011年

[1]［］ 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

[2]［］ 英国报纸的总编辑一般只叫主编。

[3]［］ 即克拉多·朱尼尔·瑟普拉诺，美剧《黑道家族》人物。为下文提及的托尼·瑟普拉诺的伯父。兄弟俩早年各自白手起家，在新泽西的犯罪集团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4]［］ 美剧《黑道家族》人物，所在黑帮的头领死后，托尼成为了新泽西最大犯罪集团的头目。

[5]［］ 伊恩·克肖：《向元首靠拢：论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本质》（Working Towards the Fuhrer: Reflec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Hitler Dictatorship）。引自《德意志第三帝国史》，克里斯蒂安·利茨校订本，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

[6]［］ 20世纪80年代，由于指责英国印刷工会效率低下，默多克断绝了与印刷工会的往来，在沃坪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大力采用新式生产技术。此后10年间，各大报社纷纷撤离位于闹市区的舰队街，在地价、成本相对较低的伦敦周边地区另觅场所，被誉为“英国报业发源地”、一度报馆云集的舰队街从此衰落。这一巨变成为英国报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人们也称之为“沃坪革命”。

[7]［］ 英格兰东英吉利亚地区古代爱西尼部落的王后和女王，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

[8]［］ 生于捷克，父母系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英军和情报组织。战后，他进入出版业，先后掌握了英国的《镜报》和美国的《纽约每日新闻报》，成为世界出版业巨子之一。

[9]［］ 威廉·肖克罗斯曾与默多克有过深入的接触，是1992年版默多克自传的作者。

[10]［］ 英国的报纸分为两派，质报（quanlity paper）和小报（tabloid paper）。

[11]［］ 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或政府下达的执行令、命令书。

[12]［］ 1967年至1981年间任《泰晤士报》主编。

[13]［］ 本名维尔·哈姆斯沃斯，北岩勋爵之弟，英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业大亨，拥有《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星期日画报》、《星期日邮报》等。

[14]［］ 美国已故魔术大师，至今仍是逃生术表演的代名词，被誉为“现代魔术之父”。

[15]［］ 原文作“defenestration”，意为将人或物抛出窗外，是中古时代末期波希米亚民众表示愤恨的方法。

[16]［］ 信念分为三个范畴。个人信念是不易改变，且不与他人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