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沈联涛 肖耿/文 新制度经济学之父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了。这对于探索有效框架以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损失。随着中国不断迈向高收入水平，科斯的遗产将十分关键——即他关于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塑造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作用与见解。

科斯以其两篇开创性的论文改变了经济学家关于制度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他1937年写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了对企业结构、功能和边界的讨论。1960年他撰写《社会成本问题》，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明晰产权来治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如交通拥堵及污染。

晚年的科斯关注点转移到资本主义和市场制度在中国的兴起与形成。在科斯看来，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塑造的制度演进试验。

这一制度演进正是一组中国学者（包括我们）去年发起的一项佛山案例研究的核心。佛山临近广州，位于珠三角中心，人口700万。我们发现，佛山很可能是检验科斯观点的一个理想案例。

佛山毗邻香港，并借助这一优势稳固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驱动其名义GDP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约13亿人民币增加到去年的6709亿人民币。私营部门贡献了佛山GDP的60%以上，主要生产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纺织品和食品。佛山拥有世界最大的灯具和家具批发市场，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佛山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地级市，在全国所有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居第八（包括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等）。这一成绩部分要归功于佛山地方政府在市、镇、区等各层级进行的制度创新。这些创新使佛山从1979年之前市场几乎消失的状态快速成长而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轨道。

佛山的发展为中国如今面临的核心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如何将基于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经济转变为由创新推动的高附加值经济。尽管此前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前30年的成功（从GDP增长的角度），但也产生了大量风险和失衡，包括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债务过度、工业产能过剩和国有部门臃肿等。佛山的经验表明，城市可以在纠正这些失衡、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传统上，中国的城市是环绕城墙的集市及乡土社会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城市”这个词由“城”和“市”两个字构成，不愧为一个贴切的词组。如今，“城市”体现着政府主导为建立强大市场而采取的集体行为（城）与私营部门在城市内和城市间为盈利而竞争的个体行为（市）这两个层面的活动及其互动。

从硬件基础设施角度看，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佛山，已可以与巴黎和芝加哥等西方大都市媲美。但因缺乏管理“硬件”所需的“软件”，其硬件的效率难以充分发挥。在科斯看来，这里的软件就是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支持高效、公平和创新性市场所需要的法律、程序和行政管理能力）。

市场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和偏好及劳动生产力的趋同使世界主要城市能够为全球市场进行专业化生产。但是，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体现在本土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市民行为及态度仍存在很大区别。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市场平稳运行的责任落到了政府头上。换言之，市场是全球网络，需要本土化的城市作为枢纽；而城市则需要政府来协调全球化的供应链及有效提供市场运行所需的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过程包括了至少四大供应链的重建：全球制造供应链（主要由私营部门运作）、基础设施供应链（主要由国有企业运作）、金融供应链（主要由国有银行组成）以及政府服务供应链。佛山这样的城市正是从这些供应链网络之间的有效协调中受益及成长起来的。但还有第五个重要的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在中国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佛山的经验表明， 除非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城市无法发挥它们的潜力。

根据科斯的思路，对中国发展的分析需要聚焦在本土思维的政府与全球思维的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与单纯的自由市场思想相反，减少政府并非意味着增加市场。扩张的市场恰恰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但政府的目标应更明确，例如，着重于发展产权基础设施、投资及培育人才市场、并实施可支持高质量增长秩序的宏观经济政策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今都还没有充分揭示如何同时实现高效GDP增长、包容性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利用科斯的制度经济学思路来构建有效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框架及秩序，将有望实现这三者之间的重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