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杀千刀》据说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专门研究“凌迟”杀人及其背后种种缘由的书，“凌迟”区别于普通“砍头”端在于它的慢，“砍头只当风吹帽”，忘了这是哪个烈士形容死亡的迅速无痛，以示自己的不惧。凌迟却是慢慢折磨肉体，让犯人不得好死的一种细活，专在拖延痛苦时间上做文章。这活儿到底细到什么程度，莫言在小说《檀香刑》里有几段描述，如第九章引明代杀人秘籍中的一段说“凌迟”分为三等，第一等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二等要割二千八百九十六刀，第三等割一千五百八十五刀。不管割多少刀，最后这一刀下去，应该是罪犯毙命之时。何处下刀，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制精确计算，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割足刀数犯人仍还活着，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刽子手手艺的高低还表现在犯人流血的多少，成功的凌迟，犯人流血很少，开刀前突然一掌拍在胸口，封闭了犯人的大血脉，使他的血全流在腹部和腿肚子里。这样才能象切萝卜一样切够刀数，还能保证犯人苟活不死。如果活儿干的糙就会闹得血流四溅，腥气逼人，血污满身后影响刽子手对犯人全身经脉布局的观察，难以准确下刀。凌迟中每片肉的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割下来后要由监刑人或围观者赏鉴一番。

读这类有关凌迟的描写，常常惊悚于心的倒不是杀戮中的血腥，而是震慑于刽子手心理承受力的强大和折磨手艺的精湛出奇。试想一个血淋淋的人体挂在杆子上，一个刽子手汗水淋漓兢兢业业地从人身上一片片往下削肉，几天下来能做到手不颤心不抖，恐非一般人体力心力所能忍受。所以《杀千刀》的作者卜正民才说，凌迟的主角并非犯人而是刽子手，犯人就象俎上之肉，只是供刽子手表演的活道具。《檀香刑》中还有段极致的描写，说刽子手赵甲的师傅平生的顶峰杰作是寸剐一名美妇人。这场凌迟简直就象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犯人、行刑者和围观人能够亲密互动到什么程度，成为这场演出成败的关键。这要求罪犯不能过度嚎叫，也不能一声不吭，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寸剐美女的代价是这位刽子手从此终身不举。

看杀人的文字，难免脑中会不断回放鲁迅在日本观看电影中砍杀中国人头的场面，这段熟悉得有些让人生腻的桥段，反复提示鲁迅的思想转变源于厌恨那国人围观砍头的冷漠。不过我倒是有另一种观感，发觉凌迟现场耸动的人群并非都采一种麻木态度，而是呈现出如观戏般的莫名兴奋，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狂欢。明末名将袁崇焕被寸桀，百姓蜂拥上去争食其肉，就类似一种狂欢，尽管这狂欢骨子里透着冰点般的冷漠，在现场却未尝不是一种愉悦。据说外国游人偶经刑场还看到刽子手把一片片切下的肉甩向人群，引发一阵阵骚动，也都证明民众不是那种呆立观看的简单麻木。所以刽子手的出色表演是为大众服务的，包括对刑犯肉体死亡时间长短的控制也成为鉴定他杀人技术高低的重要指标。有意抻长死亡时间实际上是在延续看客的狂欢节奏，维系狂欢的气氛，让他们尽可能地沉迷其中。在漫长的凌迟刑期内，犯人肉体的展示一直给熙熙攘攘的人群设置了一道悬念。引诱着围观的人群在数天内不断关心受刑人的伤势，并长久地咀嚼犯人的痛苦，以达到没事偷着乐的效果。

如果说寸剐肉体对周围人有什么警示作用的话，那就是不断显示一个完整的肉体是如何被一点点支解破碎的。身体残缺无法完整保留一直是中国人的大忌，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剐割身体不留全尸可以说是对一个人及其亲属的最大侮辱，死亡与否倒还在其次。由此可知，当满人入关，强制剃发立刻变成了一个触发血流成河的大问题。江南士子蓄发与否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习惯而是一种仪式和文化，满人也意识到，不从仪表上彻底改造汉人，摧毁他的自尊心，即难以从根本上确立统治合法性，为此哪怕不惜采取屠城灭族的手段。

损毁他人肢体在明代以后属重罪，会遭凌迟处死。比如《大明律》对“采生折割”的处罚就是一律凌迟，殆不宽容。“采生折割”指的是通过妖术切割受害人身上某个器官当药引子，是戕害人命的大罪，古人迷信吃什么补什么，似乎至今仍有人效仿。《大清律例》延续了这一严厉的判罚标准。遵循的原则仍是伤害别人的人必须遭到同样的伤害，就象拿一面镜子照到自己一样，有时也称为“镜刑”。可是这并不妨碍剐刑场变成生意场，据说被砍头犯人流出的血可以治病，可见剐刑的时间拉的越长，生意自然就越好做。这让我们想起鲁迅小说《药》中的老栓，用死刑犯的血蘸馒头治小栓病的故事。那个提着人血馒头的黑衣人向老栓喊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显然是在做杀头生意。可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迷信身体完整的中国人，在支离破碎的尸体上吸血能有多大滋补作用呢？还是古意识中吃啥补啥的老观念在冥冥作祟吧。

到晚清，杀人砍头的轰动效应有锐减的趋势，具体表现是凌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剐割的刀数也减至数十刀而已。这就使对身体施虐的仪式感和对犯人痛苦的欣赏程度大大降低。西人拍到的晚清最后一次凌迟处死的照片，显示刽子手在切割数刀后就迅速一刀插进犯人心脏，将他杀死，然后再切割四肢，最后砍下头颅。整个凌迟过程只用了三十六刀，而且犯人很可能在行刑时服下大量鸦片神志不清，大概是为了止疼。凌迟仪式变得如此草率必然让许多围观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无法观赏到犯人因死亡时间不断延迟带来的痛苦挣扎，也就无法营造出当年的狂欢场面。但这也许正昭示出晚清刑讯向人道改革又迈进了一步，那就是逐渐淡化以摧残肉体的程度衡量教化效果的旧思路。

《杀千刀》中引用了不少西人出版的清代刑法图象。前人已注意到，西人眼中经常传看的一些表现中国刑罚的绘画不一定是洋人自己的作品，大多都是所谓“外销画”，这些画来自广州的中国画匠，他们受雇于洋人，根据他们的口味绘制出各类水彩画，据说吃这碗饭的人数量惊人，曾有六千人之多，过去画匠作画多是表现风月无边的才子佳人，只有个别的绣像插图中偶尔出现行刑的画面，可是为了生意，在通商口岸却诞生出一批专门揭露清廷司法丑态的画师，也算是此行业中的一朵奇葩。他们熟知洋人的心理需要，会对司法实情有意加以歪曲修正。如在《中国的刑罚》这本画册中，每幅画作的行刑场面全无观众，展示的均是各类刑罚的特写细节，仿佛每幅图都是行刑的技术草图或教材样本。这类绘画的欺骗性在于常常把已经废除的刑罚当作历史常态加以描画，似乎这刑罚处置的手法能经万世而不变，不间断地被使用着，比如清初对行窃人曾有割脚筋的酷刑，但这个刑罚在乾隆三年已明令禁止，又如贯耳穿鼻之刑在顺治年间就已废止，却在洋人画册里堂而皇之地反复呈现。

即使处理同一类题材，中西绘画的取径也会不同，如西画中有一幅《被流刑的男子》，画面上只有犯人和差役两人，犯人满脸痛苦地扛着重枷前行，看上去步履维艰，那差役脸露凶恶牵索疾进，显然是威逼着赶路，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与之相比，《大清律例图说》中有一幅描绘流刑的画面，采用的是绣像白描工笔技法，却集中表现了家人与流放者告别的伤心情景，警示的是犯罪对家庭造成的生离死别，图示的是柔性道德教化的一面。

然而在一般西人看来，中国的死刑执行场面恰恰缺乏的是审美性和舞台效果。中国杀人不象西方那般兴师动众，搭设高台组织观看，还拉出隔离线严加警戒。刑场似乎不限制围观者接触犯人肢体，所以才有人血馒头的交易。因此在洋人眼里，围观人群更象是一群嗜血动物，准备随时扑向猎物，死刑极容易变成一次恐怖的外科手术。中国的死刑还缺乏神圣性，西方对杀人的展示往往与基督受难的情景逼近，受刑人似乎也如基督般经过洗礼，然后才为极乐世界所接纳，无论殉难还是苦难都被安排成一次灵魂受洗的展演。参与者不仅有刽子手和犯人，还有神职人员参与其中，为引发宗教忏悔情绪频繁地相互沟通。

福柯描述行刺国王而被判死刑的达米安行刑时的表现十分生动，说当四马分尸时，他因过度痛苦而鬼哭狼嚎地嚎叫起来，呼喊的是上帝可怜我吧，耶稣救救我吧，尽管他一贯满嘴污言秽语，临死却喊出希望得到救赎的声音，站在他旁边的圣保罗地区的牧师年事已高，却竭力安慰受刑者，教诲在场的所有观众。在西方死刑犯肉体承受痛苦的过程中，总有人在旁诱使他做出忏悔，以昭示人间审判和上帝审判相互一致。受刑的时间往往也与不断忏悔的过程配套而行，犹如交替歌唱的节拍。当然也有不从安抚拼命抵制的个别案例，曾获过多项奥斯卡奖的电影《勇敢的心》中，当苏格兰起义领袖被施酷刑时就拒绝神甫的引领表达忏悔，而是激情地高呼“自由”，不管场面如何煽情，总让人觉得这桥段设计有些做作，分明是导演做出的刻意安排，记得有人选出历史上最不值得授与奥斯卡奖的电影，《勇敢的心》不幸名列其中，也许多少与这狗血剧情有关。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犯人会乖乖跟着神甫的操控，表演出围观者所期待的那份忏悔，所以西方死刑从不缺乏宗教仪式带来的肃穆感和愉悦感，而中国则没有。虽然有一个疑问始终萦绕我心，那就是上帝为什么不能使犯人提早生出敬惧之心，从而预先制止犯罪的发生？

西式杀戮犹如一台活杀人体的戏剧，犯人是领衔主演，刽子手是打酱油的跑龙套角色。在西人看来，中国死刑仪式色彩太淡，犯人与围观人群神情麻木，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只是刽子手一人杀戮技术的血腥裸示，技术含量虽高，却无宗教启示的提升作用。在西方，刽子手常常是在手艺玩砸的尴尬时刻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比如处理达米安的刽子手没按规定完成四马分尸，只能用刀来斩杀后者，就引起群众不满。另一个事例是一名刽子手把三个强悍的强盗折腾得过分痛苦，欲死不能，最后草草吊死完事，也引起群情激愤，最后被投入监狱。

西人为了赢利，也常把中国的死刑场面随意加以附会，比如把悬在木杆上的人体刻意摆弄成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姿势相仿，有一幅画面上一个男子赤裸地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上，手上则受着夹指刑法，这完全是出于想象，因清代夹指之刑只在女性肉体上使用，而且绝不会绑在十字架之上施刑。所以，在杀人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思考问题的差异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