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肯尼斯·罗格夫/文 或许投资者们已对每年一度，迄今已是第三年的美国年度债务上限僵局感到习以为常了。但随着这场短期性滑稽剧演变为常态，出现长期性政府失能的风险也日渐凸显——而联邦政府的关闭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奥巴马总统针对政治敲诈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美国国会不应把违约威胁——这堪称对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迫使对方让步的常规手段。但不幸的是，由于奥巴马已经有过在国会极端行为逼迫下做出让步的历史，有关债务上限的讨论也因此变得不仅仅是一场短期政治斗争了。

围绕着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斗争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更深刻的总统与国会双方宪法权力之争。如果任其持续下去的话，这场斗争将极大削弱政府在未来做出重大经济决策的能力。

当然，这种政治上的礼乐崩坏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所有国家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失能，在这方面美国还得花上一些努力才能赶上（或者超越）意大利的政府瘫痪史。但如果国会继续劫持美国经济政策的话，这将会为经济的长期繁荣蒙上阴影。

至少现在来说，世界其他地方都拥有几乎无限的信心——这在极低的借款利率上体现了出来——认定美国有能力去收拾好自己内部的烂摊子。没人能想象一个拥有如此多独特经济优势的国家会冒这样的风险，用自身导致的违约来伤害自己。

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奥巴马需要迫使其共和党对手屈服，但却无法确保后者会照办。在过去屈服的是奥巴马，因为他知道即便一场灾难性的债务违约主要归因于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自己还可以在下一场选举中承担一些指责。如今没有了连任压力，奥巴马会更倾向于冒更多风险，希望能维护好自己卸任后的经济遗产。

那这笔遗产会是什么呢？尽管联邦政府也做出过一些破坏性的鲁莽决策，美国经济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复原能力并看上去变得更为强劲。当然，奥巴马也跟所有人一样希望看到这一趋势继续延续下去。但不幸的是，一场美国债务违约，即便只是技术上的，也将产生一系列威胁经济复苏的不可预见后果。

大多数新闻报道都集中在负面预算扣押手段所导致的各类短期紊乱之上，但真正的风险其实更隐藏在更深层次。没错，即便出现了不必要的违约，美元依然会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原因只不过是还没出现合适的替代货币而已——显然不是当今的欧元。但就算美国保持了其储备货币特权，美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发行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为美国带来的巨大的优势，不但减少了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还降低了美国人的所有利息支出。大多数统计都显示这能为美国带来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好处。

19世纪的英国也曾享有这一“最高特权”——这是曾任法国戴高乐总统财政部长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首先提出的。但随着国外资本市场不断发展，英国的大多数优势都逐渐消失，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甚至几乎不存在了。

同样，这一切最终将发生在美元身上，尤其是在亚洲资本市场逐步发展深化之后。即便美元能长期占据最高地位，它的统治也无法保持强大。但一场不必要的债务违约将急剧加速这一进程，导致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为公共和私人债务额外多支付几千亿美元。

讽刺的是，这场债务上限的斗争并不是真的与债务有关。共和党人在自己掌权时可不是债务鹰派。上一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及其副总统竞选搭档保罗·莱恩（Paul Ryan）在2012年竞选中提出的减税和增加军费纲领就将在未来十年内为美国增加数万亿债务。而这场债务上限的争论其实是与政府的规模及管理权限有关。

美国无疑要为不断攀升的公共负债——以及火上浇油的持续增加的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支出——感到担心。尽管那毫无根据的政治说辞声称高债务有助于长期增长，但学术研究依然一面倒地驳斥了这一说法。

当然，美国人同时也应当对留给子孙后代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更别提自然环境——感到担忧。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留下一个公民政治决策的遗产。而这个有效政府的必要特质如今正在摇摇欲坠了。

（作者系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