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 旧史料

郭娟/文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声，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除了鲁迅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之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同时，在伪满高压统治下彼此温暖、相濡以沫并且试图反抗。在哈尔滨这座满街走着“老毛子”的国际化城市，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家贫失学的舒群一度在中东铁路苏联第十一子弟中学学习过，那里的红俄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教他学俄文，给他讲十月革命，临别送他共产主义通俗读本。那段生活后来写在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我的女教师》等作品中。小青年舒群俄语不错，西装革履地在航务局当着俄文翻译，闲时溜溜冰、游游泳、看电影；与此同时，反抗行动也在悄然进行。热血青年舒群曾以橡皮图章刻的“青年恐怖团”名义，向哈尔滨敌伪权势人物家里寄恐吓信，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日本宪兵队都出动了。“九一八”后第三天，舒群愤然辞职，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常常单枪匹马，日夜潜行，多方搜集日军情报。当时活动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走走停停不准时，一旦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舒群入党，那时他只有19岁。所以，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文友们并不十分清楚他的红色背景，只觉得他为人仗义，反满抗日。一天，他带来一个人。萧红在散文《生人》中记述过：“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这人是舒群的朋友傅天飞，他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这回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热爱文学，他打算将来把抗联经历写出来。但是又怕自己万一牺牲，这段历史淹没无闻，于是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就将这份“底稿”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后来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在哈尔滨，舒群用积攒的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那时舒群与红色家庭倪家接上组织关系，倪家大哥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对舒群很关心，还把三妹许给他。二萧来青岛，舒群带着新婚妻子到码头迎接。两对小夫妻在观象一路租房，相邻而居。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

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后来青岛地下党遭到大清洗，舒群与倪家兄妹等人被捕入狱。由于舒群身份未暴露，三四个月后被释放。舒群去监狱探望妻子，只交谈了十分钟。此后与倪家兄妹断了音信。

出狱后，舒群得知“二萧”已成上海文坛新星，在鲁迅家里登堂入室。舒群非常高兴，拿着狱中完成的文稿《没有祖国的孩子》，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鲁迅，希求指教。此事竟一直没有下文，直到鲁迅逝世。无缘亲近鲁迅先生，是舒群一生憾事。也因此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1937年，舒群在北京遇见萧红，萧红的解释是，因为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舒群不再生老朋友的气了。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小说发表后，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看作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懋庸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做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抗战将领，正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四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八十年代还与丁玲办《中国》——为了朦胧诗、遇罗锦以及现代派，老革命舒群没少生气——两人可谓多年共事。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当时周扬写文章敲打萧军、艾青等文人，萧军等人也写文章与周扬“商榷”。鲁艺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扬，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扬安排他当的；他却“开门办学”，聘请萧军、艾青等人来鲁艺任教——那时萧军正负气在乡下当农民呢。共产党员舒群似乎没有门户之见，与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亲近。而周扬对舒群还是蛮提携的，50年代末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影响，舒群与罗烽、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下放东北，远离文坛。1962年形势稍有松动，周扬便指示《人民文学》向舒群约稿，后来发表了他的一个短篇。所以，舒群与老领导周扬的关系应是很近的。

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办《解放日报》副刊时期。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就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恳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可见毛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

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的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 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对毛主席相当崇敬，后来著有《毛泽东故事》，其中毛泽东形象既高大又亲切，有许多生活细节，不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写不出。

与主席关系近，也没逃过“抢救运动”。他在青岛被捕那段历史被怀疑有“叛变行为”。被停职的舒群整天纺线，脑海里回映着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青岛时期倪家兄妹（这时他已得知失散多年的妻子在山东与一同坐牢的同志结婚了）的亲情与友情，精神上很痛苦。这时他又得了肺病，人瘦得皮包骨。但舒群很硬，始终不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与审查者对着拍桌子。博古安排他去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由王震担保看管他边劳动边改造——也算换个环境休养。后来舒群写了《必须改造自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算是下了“台阶”。舒群恢复了革命者身份，到鲁艺做文学系主任。

1945年日本投降。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一系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日伪时期的“满映”，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东北大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演出《兄妹开荒》，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老朋友萧军也回到东北。舒群设宴为萧军接风。作为鲁迅弟子、著名作家，萧军受到东北群众热烈欢迎。他在东北演讲、办报、办学，一时影响极大。这时东北局有人认为萧军在自办的《文化报》上发表反苏言论，创办了《生活报》与萧军《文化报》对垒辩论。作为老朋友、老党员，舒群对萧军有批评，也有回护，还为萧军证明，萧军文中提到的俄国老太婆是白俄形象，绝不是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公民。舒群还恳切地劝萧军入党。曾经声称要“一支笔管两个党”的萧军，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际，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党外人士真的好孤单。

而此时的舒群，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干，努力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对旧戏改造中，他接触到当地著名评剧艺人“筱葡萄红”。舒群替她取了新名字——“夏青”，意思是华夏青年。22岁的夏青，戏好人美，1948年底二人结婚，正是才子佳人配。此时，新中国即将成立，老革命舒群35岁，还非常年轻。（本文参考史建国、王科编著的《舒群年谱》，特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