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 文
一
七十年代，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决裂》。影片的开头，农场场长龙国政去见当年的老团长、时任地委副书记的唐宁。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唐问龙：又上前线了？
龙站正敬礼：报告团长，刚下火线。
唐：你呀，还是那股劲头，想不想打仗？
龙：打仗？
唐：攻堡垒呀。
……
唐所说的打仗，是在山沟里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要攻的堡垒，就是这所大学的领导权。而龙国正所渴望的火线战斗，就是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消灭干净。
“前线”、“火线”、“打仗”、“攻堡垒”这些那个时代的常用语，从建国伊始，它们就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跑到日常语言之中。语言学称这种现象为“泛化”。
二
1994年，刁晏斌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找出712个军事词语，发现其中有258个泛化，占总数的36.2%强。这些泛化的词语以动词为多，如进攻、战斗等。名词也占一定的数量，如标兵、会战等。那些不能扩大使用范围的词语，主要是军衔、装备一类的，如少尉、大校、巡洋舰、无后坐力炮等。刁认为，军事词语的泛化是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其它类词语虽也有泛化，但无论数量还是频率都无法与军事词语相比。为了说明这一点，刁又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找出372个工业词语，发现扩展到工业以外的只有17个，占总数的4.6%，其他可以泛化的农业、医药词语也与工业差不多。（刁晏斌 《试论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哈尔滨，北方论丛，1994，12期）
2008年，邱明波在学位论文中也做了多种统计。他以《军事大辞海》等军事辞典为依据，从《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的挑出“包围圈”、“边防军”、“标兵”、“兵团”等军事词语196个。从中发现“桥头堡”、“引爆”、“大战”等81个泛化词语。其泛化比率为41.3%。
他又考察分析了这81个泛化词语在台湾地区的《国语词典》和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发现其中有30个词语,在《国语词典》找不到踪影，而《现代汉语辞典》却仅仅拒收了17个。剩下的51个词语，在《国语词典》中有29个没有泛化，有22个泛化了。而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未泛化的是24个，泛化的是40个。由此，邱得出结论：台湾《国语辞典》的泛化率是27.1%，而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的泛化率是49.3%。也就是说，大陆军事词语的泛化，比台湾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
邱先生还以《人民日报》1966-1976年和1984-2002年这两个时间段的社论，各130万字为语料，对上述81个泛化的军事词语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对比统计。又随机选了红卫兵、敌人、小将、旗帜、红旗、胜利、前进、斗争、战线等20个常用的“军事词语”，在该语料中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革时期军事词语的使用量大、高频、面广。（邱明波：《亚文化视野下的军事词语泛化研究》，2008年，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字硕士学位论文http://www.docin.com/p-420431451.html）
刁先生是第一个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泛化的人，其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具体的统计结果，而且在于他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方法。他的统计结果被人们一再引用的同时，他的方法也不胫而走，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出发点。
邱明波的研究很有价值。他扩展并光大了刁先生的统计方法，不过也有一些小毛病。毛病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军事词语，如“红卫兵”、“旗帜”、“红旗”、“胜利”、“前进”一类，不能算是军事词语，尽管红卫兵从诞生之日起，就想把自己说成是一种特殊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战士，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正经八百的军事辞典或军事语言著作肯收留他们。另外，也不宜把“旗帜”、“前进”、“胜利”等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词语，扣押到军事一家之中。通过“窄化”某些词语，来夸大军事语言泛化的战果，此种做法属于什么性质，相信邱的导师们心里无数，否则这篇论文就不会带着这样的瑕疵问世。
三
尽管研究者都提到，文革时期这一泛化达到了鼎盛，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泛化的方向性和倾向性——它在战争语言的泛化之路上迅跑，且对火药味一见倾心，而这个火药味则暗藏着暴力的因子。也就是说，这一泛化的文化内涵在施放“正能量”的学人那里，被长久地漠视。
只有不受国内语境影响的中外学者才有可能参破这一层——专门研究文革语言的裴宜理、李逊早在1993年就指出，“军事语言的膨胀，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裴宜理、李逊《革命的粗野》，广州社会科学院1994年《现代与传统》）她们在《革命的粗野》一文中所举的军事语言例子，如“万炮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炮弹”、“吹响进军号”、“放好哨，站好岗”等等都是战争用语，而且大多数都有着浓浓的火药味。
军事是军队与战争之事，战争所指的武装斗争，只是军事的一部分。在战争之外，还有装备、编制、训练、后勤等等一大堆东西。上面所说的军事语言的泛化，主要表现在战争语言上面，也正是这些语言才带来了火药味。也正是因为这些语言构成的作品泛滥成灾，田汉才忍无可忍，起来“反火药味”，告诫人们，戏里打炮是“话剧走的魔道”,舞台上枪杆子太多了,就没有艺术性了。也正是战争作品的没完没了，夏衍才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离革命经，叛战争道”的“离经叛道论”。
文革前夕，这两论被纳入江青所说的“黑八论”之中而大批特批，带火药味的语言、作品受到了鼓励，更加不可一世，“开火”“炮轰”“冲锋陷阵”“誓死捍卫”成了日常用语，比“你好”、“谢谢”、“对不起”还要高频。而另一方面，“反火药味”的田汉则被长久关押审查，临死前想见一见老母而不可得。提倡“离经叛道”的夏衍则在秦城的单间牢房里度过了悠悠八载，腿被打断而不得医治，从此成了跛子。
显而易见，后勤、部署、标兵、站队、岗位，这些军事语言并没有什么火药味，它们即使泛化，对社会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真正可怕的是战争语言，尤其是富有火药味的战争语言的泛化。因此，笼统地把泛化说成是军事词语显得大而无当。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军事—战争”语言。战争是一种集体和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把战争语言从军事语言之中凸显出来，有利于认识这种泛化的暴力倾向。
四
不少有识之士，对“军事—战争”语言的泛滥都表示忧心忡忡，《人民日报》记者顾土说得最为中肯——
时至今日，战争思维、战争模式依然广泛普及。我们无论做什么还是喜欢设个指挥部，有总指挥、副总指挥，干什么都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学校、机关、团体依然习惯将总务叫后勤。盖个楼房，建个工程，公车站维持个秩序，也是红旗招展，口号满目，突击队冲锋在前。军事用语、战斗用语也已经泛滥到社会各个角落，什么工作都成了战役，什么方面都是战线，难一点的叫硬仗，需要费点力气的则叫攻坚战，来人多部门杂的就叫会战。凡事事先也都要开个誓师大会、动员大会，事后当然都少不了总结表彰。用打仗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大的特征就是短期行为、短期效应，只顾眼前利益，不从长远考虑，图一时辉煌，不讲常态保持。（顾土《“战争危险”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二》）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有什么语言就有什么思维。如果说“万炮齐轰”、“猛烈开火”带来的是暴力，是血腥，是不安全感。那么，“硬仗”、“会战”、“攻坚战”带来的则是短期行为。
也有不同的理解。《军事语言学概论》的作者马教授认为，军事语言对全民语有突破有贡献。“由于军事语言的特殊地位和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性及自身发展的活跃性，它可丰富全民语的宝库。特殊情况下，甚至可带动并影响全民语的发展。如在战争年代、解放初和文革中，解放军的口头用词用语，成了全国人的口头禅。”
（马鸣春：关于研究、撰写《军事语言学概论》的几点说明（1），马鸣春博客）
《军事语言的泛化现象分析》的两位作者与马教授持相类的观点：“军事语言的泛化，可以补充、丰富全民共同语。尤其是军事语言的独特风格可增强日常语言的鲜明性、生动性和丰富性。”军事语言的泛化“从语言运用和语言发展上看，又是积极的，有益的。”积极有益的证明，就是军事语言泛化的五大作用：1）突现强烈的竞争性，如商场。2）体现激烈紧张的气氛，3）鼓舞人心，4）体现决心，5）幽默诙谐的效果。（向音、李进学：《军事语言的泛化现象分析》现代语文，2008，第十一期）
马教授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军事语言将把全民语带到什么地方，影响到何种程度。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来，在他心目中，这种带动和影响是好的。没有人告诉他，他应该补一下数学。而后两位作者，似乎更需要补一补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