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徐斌/文 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华裔知识分子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其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体上分为两条研究路线。一是继承西方汉学的研究传统，凭借华裔身份带来的语言优势，解决“西方理解中国”的问题；还有就是，凭借华裔在美国的少数族群身份，与西班牙裔、非洲裔等学者一同研究美国多元社会中的少数族裔问题。这样的研究散见于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法学等领域。而“虎妈”蔡美儿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从华裔视角解决了一个“很美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民主化带来的却是全球范围内的种族冲突，甚至是一种普遍的反美主义仇恨？

自由市场民主的全球化基础在于“历史终结论”。在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是结束了黑格尔提出的“主人”与“奴隶”的斗争历史，从此，种族仇恨、极端原教旨主义和其他不发达的落后现象将一扫而光。但是，蔡美儿观察到，过往三十年的全球化并没有给冷战后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是无休止的种族冲突。“从长远来看，市场和民主或许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是在短期内，市场和民主却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就在于全球化的鼓吹者与批评者都忽视的种族问题。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眼中，自由市场成为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但是，根据蔡美儿的观察，自由市场给这些新开放的国家带来的是外来少数族裔的市场主导权。从东南亚国家，到拉丁美洲，从前苏联国家到非洲国家，无一不是由少数族裔垄断市场地位，而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土著族群沦为贫穷阶层。如缅甸的华裔控制了从罂粟种植到红宝石开采的所有市场环节，玻利维亚的欧洲血统白人以3%的人口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其他65%的人没有了前途。蔡美儿所属的菲律宾华裔族群以1%的人口占据着菲利宾60%的私营经济。换言之，在这些国家，市场化带来的阶级分层问题与种族分化问题完全重合。

同时，这些少数族裔都有着强烈的“外来者”身份，难以与当地国家形成一种族群认同。诚如韦伯所总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造成市场种族化的原因之一乃是这个种族是否拥有符合现代市场的工作伦理与积累财富的欲望。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化的全球经济中，获取资本的途径对于族群的成功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先富裕起来的种族有着巨大的市场优势。”资本的不同起跑线为种族之间筑起了难以跨越的藩篱，难以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对于少数族裔而言，国家不再是民族生活的伦理资源，而只是全球化经济中的区域市场而已。

在市场种族化的情况下，政治民主化成为了种族冲突的“临门一脚”。在美国领导下的“自由选举”式民主并没有与自由市场齐头并进，而是在上述少数族群主导市场的国家中酿成了动荡、纷争与种族仇恨的大火。根本的原因在于，选举民主必然使得占这个国家人口多数的土著族群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如“津巴布韦属于津巴布韦人”、“印尼属于印度尼西亚人”。更为重要的是，在选举与媒体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对选票的追逐必然造就一个多数人的共同敌人——少数族裔。这些政客们“宣告要结束羞耻的历史，并坚持把国家的财富交给它‘真正的主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菲律宾的马科斯，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莫不如此。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与民主的全球化扩张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首要原因。市场成为少数外地族群的市场，民主成为多数本地族群的民主，从而酿成了“多数族群的暴政”。这种暴政以三种方式在全世界蔓延。第一种模式乃是对市场的彻底否定，通过民主政治的力量对私营经济采取全面的国有化。在第一任缅甸总理吴努的“缅甸化”经济政策中，国家完成了“种族性充公”。与对抗市场的模式不同，对抗民主的模式表现为“裙带资本主义”，本土的领导与主导市场的少数族裔形成一种腐败共生的联盟。这种官商结合的政治统治通常表现为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治独裁。如印尼的苏哈托，利比亚的卡扎菲。这种民主对抗式的模式最终导向的就是第三种模式：大规模的种族暴动。卢旺达、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的惨剧不过是压抑已久的种族仇恨催生了自大狂式的种族主义政治煽动家，以巨大的愤怒、嫉妒和耻辱感爆发野蛮的种族主义运动。

如美国左翼乔姆斯基所批评，全球化指的就是美国化，而美国带给世界的却是一个“起火的世界”。以蔡美儿的种族理论出发，普遍盛行的“反美主义”仇恨本身就是美国作为主导全球经济的少数族裔与世界其他多数族群之间的种族冲突。“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4%，但美国主导了我们象征着的全球自由市场的所有方面——金融、文化、科技。”美国人犹如一个“白人”民族，在全世界各地，美国的产品、公司和投资者都被认为是对正宗“本土”社会的“外来”威胁。当然，与其他少数族裔面临的暴政不同，美国之外的多数族群并不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世界政府”。但是，“反美主义”仇恨最终还是以种族暴乱的方式体现——911。911的仇杀与其他针对少数族群的屠杀相似，两者都是受到有感召力的政治家煽动，以清洗国家内的外来者为目标的集体仇恨。在本质上，这些行动都是弱者在屈辱感和卑贱感的驱使下针对强者作出的报复。“反美主义”的本质就建立在这种屈辱感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世界财富中所分享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他知道他的生活条件要比那些‘西方人’艰苦得多、不堪得多，而且他的寿命注定要短得多。但同时，在闪念中，他觉得他的贫穷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还是他父亲或祖父的错。西方世界对世界多数人口所体验的这种压倒性的屈辱感几乎毫无察觉。”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而言，如何解决上述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的“多数人的暴政”呢？泰国式的通婚与混血方案显得不太现实。蔡美儿认为解决的方案就在美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拖延民主的进程，让市场培育更多的中产阶级；进行财富再分配，通过平权行动创造“平等竞技场”。这些都是西方历史对于放任资本主义以及不加限制的多数统治的反思。而对于身处危机之中的少数族群当务之急应当是自我形象的改变。如同美国富豪的做法，为世界贫困学生、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就业机会、慈善医疗与体育捐款。这些措施将使得少数族群从原先的傲慢的、剥削的“外来者”形象变为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有公德心的“贡献者”。

蔡美儿将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的问题转变为了种族冲突问题。“中心-边缘”的全球秩序也从政治经济学范畴变为人类学的族群政治范畴。问题似乎可以通过种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谅解所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现代全球秩序下的多数人感受到的“屈辱感”能否消失？当蔡美儿点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种族暴乱行动时，她认为教旨主义者提供的不过是屈辱感之外的一种虚幻选择，多数无权势者需要的只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市民、一种身份和一次机会，来让其夺取权力。那么，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她提供的少数权势者的形象改造工程不也是一种虚幻的选择吗？

潜伏在“起火的世界”幕后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当1%人口的菲律宾华裔占据60%的私营经济时，真正的危机不是印尼民主化带来的多数族群的报复，而在于华裔无力用文明的力量外化“夷狄”。这种无力也体现在祖籍菲律宾的华裔虎妈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