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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袍哥进入历史:近代四川的底层与社会秩序

朱天元2019-01-07 16:09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朱天元/文

“江湖”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一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也是一种历史上长期在灰色地带的现实。对于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古代王朝来说,虽然总想到达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于控制以驱动国家机器的运行,但是其统治技术与意识形态远远不如现代国家,因此在基层政府的控制之外,以“义气”与民间信仰所凝结的底层流民、失意文人等群体所组成的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屡禁不绝,甚至往往在江山鼎革之际,成为新的变革力量。

在民间的传说与文学中,江湖是灰色地带的亚文化群体,帝制国家的控制能力失效、意识形态的训导失灵,秘密灰色与会党的力量往往会暗自奔流涌动,重新凝聚起失序的底层社会。而在西力激荡,帝制王朝瓦解的近代中国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在近代四川,与青帮、洪门并为晚清三大秘密社会的袍哥成为了四川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袍哥亦正亦邪,他们以暴力、底层伦理与血缘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却在民国时期几方政治势力纵横捭阖的四川游刃有余,甚至政府也不得不依赖四川维持自己的基层统治。在以“革命”、“现代化”为叙述主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秘密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常常被忽略不计,但是当研究者把视角转到其细部时,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茶馆》《街头文化》等几部以新文化史研究四川的著作之后,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王笛将视角移向了袍哥。在新作《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中,王笛为我们展示了一部关于袍哥的微观史,以主人公袍哥雷明远和其家族的沉浮,让那些被忽略的个体重新走入历史学的视线。

问=经济观察报

答=王笛

问:您之前的著作《茶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都关注近代城市社会下层,《袍哥》的研究则视角转移到乡村,您的兴趣是如何转移的?

答:我一直关注袍哥的话题,从1980年代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袍哥的话题与史料,但是关于袍哥的内容大概就两三页。我知道袍哥在四川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资料非常匮乏,所以在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只根据当时能找到的资料,对袍哥做了简要的概括。到了1990年,我申请王安汉学基金,准备系统地研究袍哥,但因为难度比较大,资料缺乏,所以直到1991年我到美国时,这个课题都没完成。但是我一直关注袍哥的资料搜集。2009年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课一学期,我把图书馆里所收藏的四川各级文史资料—从区、县、市到省—彻底清查了一遍,这些年来我把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的有关袍哥的资料也基本上搜集到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已经掌握了袍哥最全面的资料。

实际上袍哥不能完全说是社会的下层,因为袍哥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但从辛亥革命以后,袍哥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就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军队、政府、警察,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地方的事务如果没有袍哥的参与就无法运转。例如农村乡长的选举,城市参议员的选举,如果没有袍哥的支持甚至都无法当选,所以近代四川各个阶层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这本书主要根据的是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沈宝媛在成都西北郊区“望镇”的田野调查报告。实际上她刚到望镇的时候,只想探讨地方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在向当地老乡采访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告诉她,如果要想了解地方权力的运作,必须要研究袍哥,所以她才决定把袍哥作为研究对象。刚好机缘巧合,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成都的望镇(即崇义桥)附近设立农村服务站,为燕大法学院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恰好当地袍哥首领雷明远的女儿在燕大所开办暑期学校补习英语,沈宝媛通过与雷明远的女儿的关系又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后来逐渐进入雷明远的家庭。沈宝媛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因为涉及秘密社会,只好采用迂回的办法,通过日常的聊天以及观察来搜集材料,最终写成报告。所以沈宝媛的调查经历和报告就告诉我们,不了解袍哥,就无法去了解基层的乡村、甚至城市社会的权力的运作。

因此,要了解四川社会,如果不了解袍哥,就无法对整个社会和政治控制以及对地方权力的争夺进行全面的解读。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一个微观视角的观察与剖析,有点类似用显微镜看一个细胞,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观察袍哥和川西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的下一步计划是写一部关于袍哥文化与历史的三部曲,全部完成可能需要十年。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与资料搜集,我认为没有人比我掌握更多的关于袍哥的史料。关于袍哥的三部曲,我会采用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第一部讲述袍哥的历史以及作为传说的袍哥;第二部讲袍哥的仪式,袍哥身份、信条及语言;第三部分则关于袍哥的人际网络和组织结构。

问:以袍哥为代表的中国秘密社会在中国近代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袍哥在创立的时候就带有政治性,因为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就在四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在保路运动中,清政府制造成都惨案,激起武装暴动,其中袍哥就起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中袍哥由秘密社会转入公开,甚至成都街头都可以看到袍哥的公口。但建立新政权之后,又开始控制打压袍哥,因为政府不愿意与政府对抗的民间力量继续存在,但民国政府又没有力量对秘密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只能一方面公布禁令,一方面容忍袍哥不断扩张。

即使蒋介石在1927年统一了全国之后,实际上四川仍一直是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度,由各个军阀代替行政机构统治川省,军阀拥有彼此的势力范围,所以防区制度实际上给袍哥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军阀都要利用袍哥来对地方进行控制,在传统社会都是依赖地方社会组织进行自治。但辛亥革命以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到社会底层,要取代过去自治的社会组织,然而这些社会组织被削弱以后,国家没有能力去控制地方社会,那么只能依靠袍哥填补统治上的空白。包括民初四川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只有靠袍哥稳定社会。《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的主角雷明远就是一位袍哥领袖,他实际上是个佃农,经济地位很低,最后却当了副舵把子,即袍哥的副首领,就是因为他在1920年代动乱之时,出生入死,平定土匪,奠定了他的声望。到了30年代,尤其是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设立乡的行政机构,四川几乎每一个县都是袍哥的首领和副首领作为乡长。

问:袍哥在新中国之前,几乎控制了整个四川农村社会。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袍哥能够迅速渗透到基层,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会迅速消失?

答:国民党对袍哥一直是既打击又利用。其实共产党和袍哥有很深的关系。书中我还写到一个姓蔡的袍哥首领,一直掩护共产党活动。本书最后一章,写到解放军进入四川后,依靠袍哥势力稳定地方秩序。解放军进入四川之前,共产党就已经派人争取张澜的支持,他曾经任四川省主席,被认为是袍哥的大首领。后来中共派遣特派员杜重石到四川,以袍哥的名义创办了《大义周刊》,为共产党接管四川做舆论准备。解放军进入四川以后,杜重石作为贺龙的政治代表开始接管川东地区,就是利用了袍哥的影响。实际上共产党进入到四川,几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的袍哥抵抗。共产党稳定地方的能力与国民党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解放后袍哥被剿灭,也是因为新中国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长期与国家权力对抗的组织存在。

袍哥本身可以分为清水和浑水两种,浑水袍哥多为热衷好勇斗狠的社会底层,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清水袍哥则有体面稳定的职业,加入袍哥只是作为精神上的支柱,因此袍哥内部情况十分复杂。在书中,我引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原始的叛乱》中研究“社会盗匪”的思路,他认为有此类盗匪不针对平民,目标只是当权者。袍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扮演了类似的角色。除了主人翁雷明远,我在书中还选取了两种袍哥首领的典型,一种是作为土豪劣绅的代表,另一种则是进步、下层的代表。而雷明远,我认为是介乎二者之间,三种类型穿插叙述。从各种范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袍哥内部成分复杂,很难说它是一个积极的组织,或是一个反动的组织。书中雷明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他是佃农,但是同时他还雇佣一个长工和几个短工,在家里还有女仆,有一个小老婆,甚至打算娶第三个。所以很难按照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界定他的阶级。

问:从古代到近代,历代政府都试图根除秘密社会,但是却难以斩草除根,秘密社会总会以另一种面目死灰复燃。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中国近代层出不穷的秘密社会?

答:我觉得秘密社会从清政府就遭到不断的打击,但是依然能存在,首先是因为过去是它根植于民众,反清复明的口号很能得到汉人支持。第二是秘密社会带有隐秘的组织结构、仪式和语言,清政府很难真正地控制。秘密社会的组织结构非常严密,有一套独特的宣誓、惩罚、奖励的模式,这种组织结构和语言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只要可以对上袍哥的“切口”,彼此就是兄弟,就要互相照应、掩护,对抗官府。

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哥老会、天地会、三点会等秘密社会真正发展起来是在19世纪中叶,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我们今天称之为“海底”。关于“海底”的来龙去脉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是按照袍哥自己的说法可以追溯到郑成功,传说郑成功退守台湾后,在金台山与部下官兵秘密结社,开山立堂,留下《金台山实录》,郑成功去世以后,他的孙子郑克塽在清军攻克台湾后,就把金台山的早期的文献封进铁盒,扔到了海里。传说到19世纪中叶,被一个渔民打捞出来,有人把其中的文献编辑、刊行,称《海底》,但是谁也没办法证明这个故事的真伪。

这就类似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袍哥们把自己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身份认同的来源,《海底》之于袍哥就类似基督教的《圣经》一样。《海底》中有各种图案、暗语和藏头诗,广泛印行以后,实际是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文献,也是一种强大的交流手段。所以在19世纪中叶《海底》广泛传播后,秘密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而且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我在成都的时候就搜集了两个成都印行的两个版本。所以《海底》是秘密社会能够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

晚清社会的动乱,可能也给秘密社会创造了机会。到辛亥革命以前,各地的会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包括四川的保路运动,浙江的光复会发动的起义都与会党有关,甚至孙中山到了美国也必须依靠洪门的势力。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军阀混战也给了秘密社会更多的发展的空间。1947年,燕京大学的教授廖泰初1947年在学术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四川哥老会的文章认为,当时75%的四川成年男子都是秘密社会的成员。我初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以为他的说法未免夸张,后来我自己通过阅读档案,搜集其他资料发现其实真有如此高的比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组织能够像袍哥一样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问:您认为袍哥作为一种秘密组织是中国其他会党难以相提并论的,美国学者裴宜理、韩书瑞也对中国华北的红枪会、八卦教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相比于南北地域不同的秘密组织,以及面临的相似的历史环境,袍哥与北方的会党相比有哪些特点?     答:红枪会和山东义和拳是以武术联系在一起,以看家护院的拳师和武术家为主体。实际上秘密社会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来自社会底层边缘的人群,包括四川的袍哥。义和拳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基本上被消灭,而红枪会又在淮北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人口比例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得像袍哥如此深入地渗入到本地的社会土壤,甚至袍哥的影响都已经进入政府和军队。早在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时也曾在奏折中写道:“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在湘军里面,只要有四川的地方就有袍哥的组织,而且由于他们通过兄弟的结拜仪式,彼此非常团结,这就引起左宗棠的担忧。北方的会党,都没有像袍哥这样持续的稳定的发展。后来即便袍哥在组织上被消灭了,但是在社会层面上还一定程度存在影响。比如今天四川的方言中,有很多来自袍哥的切口和黑话元素。

问:晚清和民国政府想要控制乡村、控制基层的尝试都失败了。中国有种说法“皇权不下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渗透到基层的各个层面?    答:“皇权不下县”这个说法已经受到质疑了。但是根据我的研究,清朝确实实行的是小政府,政府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规模确实很小。比如四川巴县将近一百万人,而县府只有两三百人,所以地方治理只有靠地方士绅和地方精英来维持。但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现代化国家的介入,政府规模越来越大。那么过去传统社会形成的自我调整的旧秩序被打破,新的统治却难以建立,但是社会又需要一种稳定的机制,所以在四川只能是依靠袍哥的力量。

地方社会需要袍哥的组织力量,而且袍哥也善于在权力的运作中间进行活动,可以和各级政府合作。按道理说在民国时期,袍哥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在四川各个县的征粮是首先要通过袍哥的,因为乡长与副乡长都是袍哥。所以就存在一个悖论,袍哥是非法的,但是地方政府要依赖袍哥来维持地方秩序,包括收税的职责,因为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替代袍哥。

国民政府虽然是想控制基层,但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又要依赖袍哥的势力,那么袍哥就在暗地里发展壮大。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民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下决心像共产党一样解决袍哥问题。政府往往只是担心袍哥的势力过大或者担心袍哥与军队勾结,但从没有想去彻底摧毁这个组织。政府也看到袍哥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认为如果能够恰当利用,也可以为政府服务。抗战时期名震一时的川军将领范绍增,也是袍哥的舵把子。因此民国时期袍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问:长期以来您的关注是长江的上游地区,请您谈谈四川在应对西方外来冲击的反应,和大众熟悉的华北、华东等区域相比有什么特点?

答:因为四川在近代开放的非常晚,我的第一本专著题目是《跨出封闭的世界》,因为四川在地理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古代要从陆路进入四川必须通过剑门关,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运输成本非常高,大宗货物的运输只有通过长江。但是长江也有三峡天险,上溯只能靠纤夫拉纤。所以在1876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之后,西方列强就不断地想打通长江航运,但是因为长江航运太复杂,直到1898年第一艘轮船“利川号”才到达重庆。所以到了19世纪末,四川受到外界的冲击非常小。

当时英国女性旅行家伊丽莎白·伯德刚到成都的时候,她认为四川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但是相比于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当时四川还是维持了一种相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虽然四川和中国其他区域一样,不可避免地对西方开放,比如明末清初时,就已经有天主教的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等来四川游历,但是总体来说,四川还是相比其他地区开放要晚。毕竟要开发长江上游的话,要比其他区域困难得多。

但是清末新政以后,四川的发展基本上就和全国同步了。1903年清政府开始修川汉铁路,然后轮船航运、邮政、电报也开始同步发展。清末新政时岑春煊、锡良、赵尔巽、赵尔丰等几任四川总督、护督都是非常励精图治的官僚,所以清末新政的措施在四川无论是商业、实业,还是新式教育、新军建设都发展得非常迅速。比如清末四川留学生比其他省份都多,出现了吴玉章、邹容、龙剑鸣等革命党人。这和当时四川开放的风气有关,也和清末新政以来几任总督的态度有关系。

问:近代以来,怎样社会氛围造成了四川的士绅与知识分子勇于变革、挑战政治秩序与权威的思想与实践?

答:我觉得这与四川近代的自治传统是有关系的,四川是清末新政实施的最好的省份之一。留日学生回国在四川办刊物、报纸、成立公司,特别是加入到川汉铁路公司的经营,所以四川在辛亥革命前十年进行了非常好的政治启蒙。再加上清政府强行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使得四川士绅的利益受损,认为川汉铁路会被洋人控制,这激发了四川社会精英的使命感与政治责任感。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川汉铁路的财政状况不明,投资不知所踪,加上普通民众也被强收了川路租股,要不就购买了股份,所以几乎每一个四川人都和川汉铁路联系在一起。

所以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们一号召,最底层民众的民族情感就被调动起来,参加争夺路权的运动之中。所以我专门在《街头文化》就写了“大众文化与唤起民众”一节,精英利用大众宗教的形式调动民众,用爱国、爱乡口号进行动员,采用宗教的仪式比如修建牌坊、树立光绪皇帝灵位、街头跪拜等等作为政治抗争的工具,所以四川保路运动非常成功。第一次民众和精英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加入同一个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过去,精英总是不屑于利用民众的力量,民众也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试图远离政治。但是在保路运动的背景之下,精英与民众暂时地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

问:您的老师罗威廉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汉口的城市化,您的研究对象在于成都及其周边。二者一个共同背景就是早期现代性背景下中西城市同样面临的变革与挑战。为什么18世纪之后的中西城市,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资源与地域特征,却不约而同地面对相似的挑战与机遇?

答:受黑格尔、马克思“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响,实际上过去学术界认为在中国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共同体。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王朝变迁下的产物,后来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观进行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总结,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最近30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停滞,只是中西社会走的是不同的演化道路,中国社会内部始终也在演变、发展。包括罗威廉的两本《汉口》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指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对西方的“停滞论”是持批评态度。罗威廉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也有影响,我关于成都的研究也想说明同样的问题,所以城市史的研究在不断的演变。19世纪以来,汉口遭受的冲击和成都也不一样,因为汉口毕竟是在华中地区,受西方的冲击要比成都大得多。但是即使在成都,我们也感受到成都受到西方冲击之前,也是在不断地更新与发展。过去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西力激荡之下的变化,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都是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

但是,研究者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保守的层面。比如我研究大众文化,就感觉很多事情表面上变了,但实际上的变化很少,甚至没有变,变革与保守互相交织,才是完整的历史。特别是研究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时候,很多事表面上发生剧变,但实际上骨子里还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历史学家当然要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社会一部分变的很剧烈,但是也有深层次的方面变的很慢,甚至没有变化,我觉得要了解这两方面的历史才是完整的。我前几年在哈佛大学开过一次会,讨论1949年前后是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许多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也不是意味着推倒一切重新开始,1949年以后社会的很多层面,也是在延续传统社会的轨迹。

问:近年来史学界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大一统”的历史观,聚焦中国历史的区域研究,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即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关于政治史的关注越来越少,以往的叙事模式也在经受着不同层次的挑战。您认为区域研究以及新文化史对于政治史的反思,会怎样塑造中国近代史的叙述,近代政治史研究是否还有拓展的空间?

答:其实我始终觉得史学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我强调新文化史的研究,实际上新文化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现在学者也开始提出历史研究要开始回到政治史,研究文化和社会,始终不能忽视政治的变化。所以我研究《街头文化》的时候,最后一章归结到街头政治;我研究《茶馆》的时候,也研究公共空间的政治,因为政治无时无刻地影响、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历史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运用不同的资料,对资料不同的解读,都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更深一步的解读。我觉得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只要能够让我们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理解更深刻,就达到了研究目的。之所以现在很多学者对新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感到有兴趣,是因为传统的史学方法或者对史料的搜集、解读的方法,现在已经出了非常多的成果,如果不采用新的思维,运用新的研究手段,对资料进行新的解读的话,就很难把问题进行持续深入地研究。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时候,学界出了很多专著与研究的论文,人们似乎认为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到了瓶颈期了。其实,很多问题学界还没有研究透彻。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教仪式,如何作为政治动员的一种工具?这是过去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所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再比如我之所以研究袍哥与地方政权运作,是因为过去历史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基层社会的研究还是从地方控制-政府-士绅的角度出发,对于袍哥这类影响深远的组织没有深入探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剖析,甚至说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现在由于微观史学的发展使我们有了这个可能,过去我们无法感受到的社会层面,通过微观的观察,使其文化和社会的内部结构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便可以建构一部更完整和更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