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群 实习记者 孙昊曈  “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修订后，明年略低于6%的增速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目标。”12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由经观传媒、中国广告协会、经济观察报等联合主办的“2018-2019年度第五届金融年会”（以下简称“金融年会”）上表示，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6%或5%左右。

中国经济已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近10年逐步回落，当前仍然面临下行压力。人们对这样一个变化有不同的说法，而刘世锦的观点是中国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未来5%-6%，甚至是5%左右的中速，转的过程中可称之为中高速增长，转定之后就是中速增长。

刘世锦指出，2016年三季度之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目前还没有完全稳下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今后一两年的时间，仍将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明年即使经济增长略低于6%，也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201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8-2027）中速平台与高质量发展》一书，刘世锦作为主编在导言中写道：“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额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转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

“老的结构性潜能逐步衰减后，需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结构性潜能。”刘世锦在金融年会上表示，由于存在体制机制政策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看得见，抓不住。应当把着眼点放到挖掘新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2020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应重点做好六件事情。

第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将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另外，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应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向外流转。

第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的部门。当前经济中仍有不少低效率“洼地”，特别是基础产业仍然存在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在实质性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有一些标志性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

第三是促进产业内的优胜劣汰、转型升级。产业内优胜劣汰，集中度得到提高，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将上升，企业破产退出增加，是产业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过程，市场只能适应，难以回避。但过程中要防止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并且要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的过由于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形成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第四是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增长。经验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才能成长起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而推动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但这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主要取决于能否形成吸引聚集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当前在创新领域中最大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中国需要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否则创新将后劲不足。

第五是要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政策环境。中小微企业在就业、创新、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比以往更重要作用。服务业发展更多依托于中小微企业形态。营商环境改善主要不是看大企业，而是看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感受。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更多拥有“软资产”而非“硬资产”，金融、科技、政府管理等体系需要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水准。

第六是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而是包括绿色消费、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的绿色经济体系，既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加法和乘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通过把成本与收益的内部化，形成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更有竞争优势的新发展方式。推动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解决好绿色发展中的“算帐”问题，推广重大绿色技术和配套体制机制政策。

此外，刘世锦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改革发展的需求，首先是目前的金融体系要加快以“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为重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有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系统，过去主要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传统业务活动服务，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在理念、机制、能力上都不适应。应放宽准入，发展起一大批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

要重视并逐步纠正由于国家信用支撑不对称而产生的金融服务不公平获取。在逐步成熟、高质量的市场体系中，纯粹的单一所有者的企业越来越少，混合所有成为常态。按所有制对企业分类越来越远离实际。下一步在金融服务中，可以考虑按企业自身属性和投资者类型重新分类，企业可按规模、行业等分为大中小型企业，或某个行业的企业；同时按投资者分类，比如中央国有资本投资者、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其次是有效利用国家信用，可考虑增加发行低成本建设国债，为各级政府公共产品和融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他认为：“这些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现在有一些金融产品，隐形负债，各种平台的融资工具造成了不少坏账，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信用低效率的应用。下一步是要解决这些经营活动中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预算硬起来，国家的信用，地方政府的信用，要和这类金融活动脱钩，边界要划清楚，形成如何市场经济规则的正确关系，同时把国家信用用好，将来可发行一些长期的、带有创新性的融资工具，因为有国家信用支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进行融资，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

第三是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有效金融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行业和区域的产业集中度。

他表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业和地区都在发生分化，优秀企业行业集中度明确提高，同时也向某些地区集中，这个过程只是开始，有不少特定的融资需求，问题是金融服务能否跟得上。

最后，要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和创新中已走在全球前面，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等的方兴正艾，应从各地实际出发进行更多探索，以适应绿色经济体系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