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出奇:柳传志的适应与颠覆

刘远举2019-12-19 16:54

专题:教父离场,柳传志告别江湖 (点击进入)

刘远举/文  2019年12月18日,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96.HK)宣布,按照既定计划,联想控股董事长、执行董事、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将退休,卸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联想控股执行董事、总裁朱立南卸任公司总裁,继续担任董事。联想控股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宁旻接任董事长,公司高级副总裁李蓬出任首席执行官(CEO)。宁旻、李蓬作为联想控股新的领导核心,将带领公司继续向愿景不断迈进。

早在此官方公布之前,柳传志的退休就引发了很多舆论讨论。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驱性人物,围绕柳传志退休的各种议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当下中国社会对中国改革历史的一个回顾,还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句经典的广告词经常在各种场合出现。联想成立于1984年,如今已经35年了。这35年中,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全球化,世界也进入信息革命、技术爆炸的时代。在这35年中,无数群星闪耀,照亮着人类通过市场机制获取技术进步的道路,而这辉煌进步背后,一将功成万骨枯,由于技术急速发展,市场变化莫测,无数曾经辉煌的技术企业失败了。

联想能够走过这35年历程,能在世界技术革命与中国体制变化的双重风险中,在每一个决定企业生死的关口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断发展壮大,与柳传志的几次战略选择息息相关。柳传志在35年里犯过不少错误,也不可能每次都能做对选择,但在决定企业命运的关口,他每次都选对了。回顾联想的发展史,有几次重大的选择:联想的股份制改造、联想贸工技路线、拆分联想完成第一次传承、在联想集团之外打造联想控股。回过头来看,这几个选择中,只要做错了一个,都可能会导致失败。

在中国企业的产权问题上,失败的例子很多,不少优秀企业家因此折戟沉沙,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科龙的潘宁等,而海尔、长虹、海信、春兰等企业的改制方案都先后被叫停,中途夭折。再比如在接班人问题上,与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家,如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等都遭遇了接班人问题,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一大隐患。联想避过了这些风险。

那么,柳传志做对了什么?答案或许是,他对中国国情的透析和应变、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和理解。但更深层次的提问不妨继续:为什么柳传志能做对?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联想的历史去找寻答案。

回顾中国的民营企业史,BAT诞生于1999年,那是中国互联网初起之时,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迎接WTO与信息革命;再往前溯,是潘石屹、冯仑等“92派企业家”在1992年下海,迎接的是邓小平南巡掀起的市场浪潮;而联想的初起,则可以更往前推进10年——1984年,11名科技人员创办了联想。那是一个中国市场制度更为不确定、充满风险的洪荒时代。

现在办一个公司,公司都是自己的,但回到中国改革之初的1984年,那时没有民营经济、没有私营公司,所有的都是国家的。就在联想成立之前一年,中国舆论还在争论,雇工超过8人算不算剥削,而在这一年的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保下了著名的“傻瓜瓜子”年广九,年广九才躲过了被“动一动”的一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司是自己的还是国家的”就更是一个有待探索,却又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那时的企业家,是用生命在推动改革,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犯法”的。

原生家庭会给人留下痕迹,企业家的诞生时代,也注定留下烙印。在那种环境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一定有一些东西跟后来的追随者是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这种不一样,塑造了柳传志“守正出奇”的经营与处世的方法论。

“守正出奇”语出《孙子兵法》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指按着常规发展,却又不固守常规,能突破思维、出奇制胜。守正出奇,这四个字,可以从一个更现代、也更精确的角度来解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所谓守正,是守“内在制度”的正,所谓出奇,是出“外在制度”的奇。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可以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前者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比如道德、信仰、习俗、观念、习惯;后者是因设计而产生的,并由一个权威机构来执行,比如法律、政策、条例、规章。

具体来说,柳传志一开始面对的外在制度,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那些具体政策与规则。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宽也可能非常宽,宽严之间,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正如后来冯仑所说:“由于制度性的问题,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却必须这样做下去,恰恰是在当时看来是错的东西,才能慢慢把正确的东西引导出来,造就今天的繁荣。企业家就是要做制度性的破坏、颠覆性的破坏,今天中国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是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所以,小心翼翼地不断冲破旧制度,推动中国市场改革不断前行,对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出奇”。

“出奇”往往意味着对旧世界的叛逆、突破、颠覆、尝试、创新,但并不是无章法的横冲直撞,这对柳传志们,往往意味着对自己的改造,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改造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柳传志对自己有一个评价,认为自己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源于学习。

柳传志曾说: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所以(我)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这种学习的效果,深刻体现在联想的战略选择之中。

贸工技与技工贸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多人觉得联想没做芯片非常可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PC领域门槛比手机高,而且,在联想发展起来,初具实力之时,已经过了PC芯片群雄并起的时代,克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前段时间,中国互联网风口正劲,各行各业风口都旺,激进似乎天然正确,随着红利消失,风口减弱,最近猪都在不断掉下来,很多人才意识到,克制才能生存,而傲慢是生存大敌。

柳传志为什么会选择克制?正是源于通过学习,形成新的思维框架,得到正确的结论。不妨打个比方,柳传志与倪光南在那个时代的分裂,本质的原因就是,柳传志通过学习,使自己从一个工程师变为了一个企业家,思维的方式已经是基于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企业家的方法论;而倪光南,则仍然维持着一个苏联式工程师对发展的看法。这种差异,让联想没有像摩托罗拉铱星那样,成为激进战略的殉道者,而是更好地活着、发展,同时,注定了倪在后续方舟CPU的尝试中再次遭遇失败。

与此同时,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颠覆与创新是非常难的,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是一条暗礁密布的河道。在这条河道上行船,做那创新与颠覆之事,驶向新的水域,也就更加需要对环境、时代、体制的敏感与适应,遵守中国社会长久存在的很多内在的方式方法,比如传统观念、道德、文化、做派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守正”。与“出奇”的颠覆性不同,“守正”意味着服从、遵循、耐心、隐忍、仁义、忠恕等具有传统色彩的品质。这种品质作为一种经营的方法论,在战略抉择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柳传志“转大弯”的行事特征。

1998年,新任总理朱镕基召见柳传志,向他了解中国企业存在的问题,柳传志直言不讳地说,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地变化,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政策风险,让他们这些做企业的常常感到战战兢兢。柳传志说这番话有可能是在给他正在做的联想改制埋个伏笔。

1992年,柳传志向中科院提出了联想员工享有35%股权的请求,而中科院并没有这个权力,视野开阔的周光召同意联想员工可以享有35%的分红权,柳并没有把现金直接分下去,而是根据司龄、职务、贡献等系数进行分配,并把分红款存在公司帐上。直到2000年时机到了,由北京市体改办牵头,科技部、中科院、财政部共四家单位,联想员工用账上8年应分未分的钱买到了35%的股权,实现股改。这就是他以“拐大弯”的方式,通过精心的设计策划和八年的布局,才达成的成果。联想改制成功,避免了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风险。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一个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企业活力的基本保障与前提。如果没有改制的成功,就不可能有联想后续的发展。

解决了产权问题之后的联想发展很快,2004年12月8日,柳传志代表联想集团在收购IBM PC业务的文件上签字,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的标志性事件。随后,联想挤进了PC产业世界前三的位置,并且长期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

柳传志“拐大弯”的方式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柳传志在自己离开联想的具体业务之前,就在选人、育人方面未雨绸缪,拐大弯去布局,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妥善地解决了中国民营企业最为头疼的接班人问题,避免了联想因此陷入动荡。柳传志曾说,“如果我真是打算把谁往更高层次去用的话,考察的时间一般会很长,从多方面去了解这个人的德行。比如他如何对待同事,对待家人,对待一般人,甚至吃饭时对服务员,各个方面的态度。”这种识人方式,本质是对中国传统的守正。

2000年,柳传志将联想交给了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杨元庆和郭为,自己“退居二线”。在离开联想集团之后,柳传志又再度“出奇”,把联想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打造成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在IT、金融服务、创新消费等领域进行战略投资。在离开旧的商业模式之后,这是一次新的守正出奇。守联想集团之正,守传承接替之正,但与此同时,自己投入一个基于风险投资、战略投资的资本经营,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目前,联想控股已投资20余家企业,我们熟知的神州租车、拉卡拉等都有联想控股的投资。在财务投资领域,其基金总规模超过1100亿人民币,联想之星、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均已成为业内顶尖基金,投资了科大讯飞、Face++等多家创业企业,同样在推动中国各行业的创新。

纵观柳传志24年的创业历史,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多年中断商业传统、制度晦暗未明的情况下,依靠这种守正出奇,以超强的学习能力,适应环境,并改变环境,在市场实践与探索中勇于突破,开创风气之先。最终,在适应时代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时代,造就新时代。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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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