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晨雨/文 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其中，备受社会关注的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案、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均入选。

从性质来看，这些典型民事案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维护公序良俗，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案、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名誉侵权案，“暗刷流量”合同无效案、开发商“自我举报”无证卖房毁约案、吃“霸王餐”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案等，即属于此类。还有一类是保护善人善举，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自愿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案、困境儿童指定监护人案等，则属于这一类。总的来说，无论是保护善人善举，还是维护公序良俗，其实都是用司法裁判的方式，守护和放大一个文明社会所应有的价值取向。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为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形形色色的行为，有限的法律条文总是概括而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细微的。对于一种社会现象，法律或许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客观的无奈。将法律细化到极致，或者“日立一法”，既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尤其是在社会有序发展的当下，法律还需要保持普适性，不能失去稳定性。如何来弥补法律的“先天”不足，又能避免偏离立法精神，就需要司法机关登台亮相、依法裁判，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准确定罪量刑、定分止争。司法裁判活动，与立法活动一样，最终会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前行。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司法常承担了太多本不应由司法机关承担的压力。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各种干扰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甚至冲击到正常的司法活动。当年的佘祥林冤案，“被害人”其实没有遇害，但其亲属通过组织群众签名上书、多次上访等形式，对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佘祥林被判无期徒刑，与民意干预不无关系。在一些案件中，“死者为大”，“稳定压倒一切”，办案机关往往以后果轻重论是非，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也能在办案机关周旋下“曲径通幽”，不仅戕害了公平正义，也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更助长了“无理取闹”的不正之风，降低了社会的道德水准。

从最高法公布的这批典型民事案例看，并不是说司法机关做法有多么独特，而是真正回归了法律、坚守了本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案，尽管造成了死伤的严重后果，但法院仍不为所动，依法“彻底”排除了村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责任，这在之前的司法判决中并不多见。之前的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尽管游人违规在前，动物园也有警示标志，但在亡人赔偿的压力下，动物园方面也不得不低头。无限抬高动物园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反过来说，也降低了游人的道德底线，削弱了法规意识。

司法坚守法治，就是倡导社会正气。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良心的底线。如果司法是非不分，颠倒黑白，连见义勇为、善人善举都不能保护，社会的道德被践踏，今后谁还敢“管闲事”救人呢？再看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孙某挺身而出，制止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虽然与对方的死亡有联系，但并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判决孙某和物业方面不担责，不仅让好心人免除了“无理”困扰，更释放出强烈的依法保护善人善举的讯号，对于鼓励社会公众扶助弱小、见义勇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个健康、文明、向善的社会，既需要道德的沃土，也需要法治的滋养。保护善人善举、维护公序良俗，司法用公正的裁判，守住了法治的底线，更提升了社会道德。最高法公布这批典型民事案例，作了一篇大文章。

(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