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的陷阱与英德争霸

丁力2020-11-23 17:26

(图片来源:IC Photo)

丁力/文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版了一批译著——翻译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贡献。同时,这一领域的本土研究也达到较高水准,几乎每年都有两、三本新书值得重视,虽然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这些著作挖掘历史的细节,而不是泛泛而谈。《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就是这样一部扎实的本土学术著作,作者顾全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这本新书探索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扩张及其背后的动力,不无启发。

战略研究

《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是对一战前德国海军发展的详细介绍。一战的爆发原因已经被详细研究,这些成果足资利用。但是,译著缺少被翻译文字的本土视角,这是原作者的知识背景决定的。本土著作必不可少,不仅是为学术。一国自有一国的视角,不同国家看待历史教训的方式不同。当然,有些国家在有些时候无视历史教训——由于无知、傲慢,或由于无知而傲慢。

顾全在2015年出版过译著《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这也是关于20世纪一个战败国的历史,原书作者是美国军事史学者爱德华·德瑞。从这两本书大致可以看出顾全的学术兴趣:崛起国家的轨迹及其命运。其实,并不需要专业知识,只要稍微了解一些地缘政治常识,即使在一战之前多年也能预知像德国那样自我膨胀的结果。当然,专业的研究仍然必要。

难以获取第一手历史资料是国内学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沈志华是少有的例外——他得益于学者以前不能见到的、俄国及东欧国家新开放的档案。从《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的参考书目可以看出,其资料主要来自英文,即来自德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敌国:英国和美国;另外还有一些来自译成中文的德文著作。原著作者能守住学术中立,且这段历史有充足的史料,已被详细研究,今后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史料。因此,这些史书对于战略研究者足够使用。

学术著作的规范要求罗列已有的观点和理论。国际政治取决于判断力,取决于个人的和历史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或模型。国际关系模型不仅有太多的漏洞,而且还很乏味——生动的历史被变成可疑的数字。退而言之,即使存在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的智力也远不足以发现这个模型。战略制定是一门艺术,不知变通者不能成为合格的战略家,遑论成为高明的战略家。战略研究当以历史或案例为基础,落入理论或模型的窠臼便踏入绝路。《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取材广博,注重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历史会重复,案例比模型更接近历史真相,也更能启示未来。

均势与海上制衡

《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在第一章论均势和制衡。均势是地缘政治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均势是敌对、假想敌对双方力量的均衡,其构成因素很多,而且多由主观判断,无法准确衡量。因此,在正常国家是料敌从宽,预己从严。很多时候,“均势”是己方占有优势;也有高估自己,以己之劣势为均势,甚至优势——这种情况往往是自我封闭、自我欺骗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误判。《孙子兵法·军争》说:“兵以诈立,以利动。”这个“诈”不是自诈。兵“以利动”,不为其他而动,无利或利不足够大则不动。“动”是有成本的。“军争”之理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战略——其实,在欧洲语言和汉语中,“战略”本来都是军事用词。一战前的德国政策违反这两条。

陆权与海权之争有久远的历史,在一战之前的德国、英国之间达到顶点,而后逐渐下降。二战时美、日虽然有大规模海战,但空战才是真正的主角。今后的战争又将与二战有所不同。

从字面上看,“海上制衡”(balanc-ing)是制造海上均势,顾全给出的定义是:“一个大陆强国通过强化自身的海上武装来抵消、削弱乃至超越头等海洋强国的海上主导力量或力量优势。”即,大陆强国要与头等海洋强国在海上达到势均力敌。在现实中,大陆国家有众多邻国,多历史仇怨,包括领土争端——各国都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土地。这种状况严重限制大陆强国对海军的投入。海洋强国却没有这种牵制,可以把更多资源投入海军,在选择盟友时也更为灵活。

19世纪末,英国提出“两强标准”,即保持海军等于它之后的海军两强的军力总和,以此对抗德、法等国的海上扩张。除非大陆国家的国力遥遥领先,“大陆强国”不能做到“海上制衡”。岛国则要避免出现这种局势。1936年底,当英国又一次面对德国的扩张时,后来担任英国战时首相的丘吉尔在一次秘密演讲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丘吉尔指出了英国战略的要害,这是英国要维持的均势,或优势,并以此为目的结盟,如果他们有道德上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因素。陆地上没有统一的强权,海上制衡就不可能,英国就是安全的,进可攻,退可守。

在这个去中心的时代,霸权是一个正在过时的观念。即使以一战前德国面对的局势而言,霸权只是国家力量的结果,而非其原因。霸权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发达。德国在一战之前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科学与技术更领先世界,但英国的外交更老到(其地理位置允许它可以做最后选择),金融更发达。此外,仅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不足以获得海权,地理决定这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使用;另外还至少需要一个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网络——对于英国是数百年扩张和经营的结果;对于美国则是二战胜利的结果,其过程都不是和平的。

英国是岛国。美国是一个类岛国,只有两个力量有限的陆地邻国。它们发展海军,不仅可以防卫,更用于扩张。德国夹在两个陆地强大邻国之间,俄国总是贪求土地,法国则是德国的宿敌。德国发展海军必然削弱陆军的力量,不能两全。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要在海上制衡英国,还准备在陆地的东西两线与俄、法同时作战。这个计划又导致外交的失败,加重德国的危机。

先天不足的威廉二世

一战前的德国为什么会设定超出本国能力的战略目标?1888年,威廉二世继任德国皇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海军的扩张与毁灭都在威廉二世的统治时期。顾全探讨的便是这一时期德国的“海上制衡”的政策。换两个年份也能展现德国海军历史:1890年,似乎自信的威廉二世赶走首相俾斯麦——审慎的战略家、德国统一的最大功臣;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威廉二世退位,在荷兰度过余生。他看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威廉二世是这场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并不仅因为他怂恿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更因为他制造了导向战争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英德关系的恶化。

欧洲王室通婚,构成密切的亲属关系,也留下遗传隐患。威廉二世的外祖父母是表姐弟,外祖母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外祖父是德国公爵之子。威廉二世的母亲是他们的长女。威廉二世出生时臀位难产,左臂受伤,成年后比右臂短15厘米。实际上,他的左臂可能是他的颈椎神经受伤的结果。他在羊水破后10个小时才出生,大脑缺氧10分钟,智力很可能也受到损害。

过度补偿的心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继续损害威廉二世的心智,自卑是塑造他的性格的重要因素。他的母亲本来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把德国改造成英国那样的国家,对他的残疾很失望。1888年,威廉二世的祖父、德皇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父亲在位仅三个多月便因喉癌而死,29岁的威廉二世继承皇位。皇帝相信他的左臂之伤和他的父亲之死都是犹太人和英国医生的阴谋。在他的父亲病重时,他写信给密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亲密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同性恋人)诉说:“一个英国公主玷污了家族的盾徽,把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她却是我的母亲。”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1932年说,因为缺少母爱,长大后大权在握的威廉二世“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母亲,因而在举止行为方面就会显得难以理解”。这是英德关系持续恶化的原因之一。

俾斯麦在1890年告诉过许多人,他知道威廉二世的“精神病情况”。皇帝的密友奥伊伦堡伯爵原来为他辩护,到1900年也说皇帝发火时不能控制自己,医生认为是神经系统衰弱引起的。1916年,慕尼黑的一位精神病医生给德国首相写信说,几十年来,他一直相信皇帝患有“躁狂-抑郁症”、“间歇性心理混乱”。战前的外交信札也显示驻德国外交官也注意到威廉二世的病态。

皇帝一人的病态和智力缺陷足以造成这个民族的悲剧。《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没有忽视这个历史要素。皇帝一人不能操纵一个国家,但皇帝能够决定执行他的政策的人选。这些人或者无能而善迎合,或者有才能却因为强烈的偏好而不适合执掌全局。当时德国海军是后一种情况。

威廉一世把权力的使用权交给俾斯麦。威廉二世不同于他的祖父,愿意亲自操刀。他争强好胜,扩大权力。俾斯麦的墓碑上写着“威廉一世的忠实仆人”,虽然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孙子。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议会不是一个摆设;媒体也不是仅用于宣传,如在纳粹时期那样。俾斯麦与议会、媒体有斗争,也有妥协。俾斯麦去职之后,皇帝竭力压制议会和媒体,虽然不能保证一个声音,但反对意见微弱。1890年11月,威廉二世在演讲中告诫军队要完全听命于皇帝,并向他们提出:如果皇帝下令让军人们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开火,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这么做。

俾斯麦刻意把奥地利排除在帝国之外,对统一之后的德国现状表示满意,以避免欧洲各国联手对付德国。威廉二世受到很多诱惑,却不能理解地缘政治。他喜好马汉的《海权论》,认定“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宣布“德意志要成为世界帝国”。他的宰相比洛说:“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他们制定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在寻求海上制衡的同时,德国也在寻找陆地突破,计划修建巴格达铁路,直指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地。那里盛产石油。

英国与德国,守成与崛起

当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威廉二世是不公平的。在他之外还有历史、时代等许多原因。德意志地处中欧,长期分裂,为四战之地,饱受荼毒。德国统一,民族主义也随之高涨。德国统一不符合英国利益,正如丘吉尔那次演讲的言下之意,英国的利益在于保持分裂的欧洲大陆。但还不止于此。一战之前,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要维护它在全球的既得利益。德国是一个崛起国家,要争夺的“阳光下的地盘”。德国不仅在欧洲扩张,还要争夺海外殖民地,也是争夺更多的资源与市场。这需要强大的海军,由此产生英、德冲突的另一个原因。

在许多研究中,英国几乎成为一战爆发原因中的无辜者。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全貌。英国是帝国扩张的模范,德国在追随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寻求海上“均势”。即使一战前英国对德国有过退让,那也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如果没有一战,希特勒就不会上台。纳粹的侵略与屠杀罪行又被上溯到威廉二世的德国。

1897年,英国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海军阅兵式,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威廉二世的祖母)的钻石婚。保罗·肯尼迪的《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把这一年定为英国海上霸权衰落的开始。

衰落中的帝国更热衷于寻找敌人。英国是全球帝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与扩张都被当作威胁。但是,德国的快速发展还不能使它成为英国的唯一选择,英国还有其他一些潜在敌人。英国与俄国在黑海作战,在中亚角逐,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大陆强国法国也在建设海军,并针对英国的优势设计本国的海军发展方向。美国也是扩张中的国家,有对英国的战争计划。英、德皇室是直系近亲,但在威廉二世的亲自领导下,德国脱颖而出,成为英国的敌人,也成为俄国、法国的敌人。美国参加一战,也以德国为敌。为了共同对付德国,这些国家捐弃前嫌。

当国家间冲突加重的时候,战争是一项简单的选择,维护和平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因此威廉二世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但战争准备不能保证胜利——很多时候,胜负的因素根本不在战场上。在一战中,德国海军受到英国海军的围堵,被困在北海沿岸,不能远出。1916年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舰队一直躲避在港口。1918年11月,被要求出港与英国舰队决战的基尔水兵发动起义,为德国战败添写最后一笔。在一战及后续的二战,欧洲年轻一代战死疆场,百姓生灵涂炭;欧洲文明遭受毁灭性打击;德国两次战败,领土或他们曾声称的“生存空间”缩小。

德国是后发国家,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在较短时间内超过英国。这是后发优势。但后发国的劣势也很明显,其中之一是他们容易被自己的成就所蒙蔽,误以为一切是自己的创造,进而相信本民族的优越。其实,这些成就更多是技术转移、市场扩大的结果。当时德国与那些停留在模仿阶段的后发国家不同,科学与发明领先世界;哲学、学术、文学、艺术——可能不被认为是国家硬实力的组成,但至少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硬核——也都居于世界前列。因此,当时德国的自傲虽然有害,却不是毫无道理。此后诸多后发国家都未能达到如此高度,甚至望尘莫及。

当时的德国不知后无来者,但已有成就已足以使他们骄傲。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必然与英国这样的长期帝国不同,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保持冷静——威廉二世显然不在其列。

海上制衡是否必要

威廉二世追求能够制衡英国的海权。然而,在20世纪初,海权与陆权之争已经是一个渐趋过时的概念。那时,海军是为扩大和保护海外殖民地,而殖民地则带来资源、市场以及国家的虚荣。德国是迟到的殖民帝国,已没有大片的“无主”土地可供它殖民,而海外扩张又必然威胁已有的殖民帝国。民族观念的兴起,包括新近自我认定的民族,已在推动殖民地的独立。两次世界大战更加速了帝国的灭亡。海军被用于保护海上运输线。运输线上的任何一点被切断都是整条线的断裂。为保护运输线,只有消灭敌人,只有占据优势的海军才可能做到。德国海军被设想用于海上决战,以此阻吓英国成为德国的敌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英、德的全面对抗。

帝国本身也不稳固。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战中灭亡,与之同亡的有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英、法尚能苟延残喘,并在二战中再次获胜,但遭受重创的帝国已不能维系。苏联解体则是帝国灭亡的另一种模式。今天,仅存的美帝国还能勉强维持,但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已不可能,即使只是一段时间的占领——且不说道义的损失。美国认识到,即使维持和平的霸权,帝国的成本也高于收益,不是可欲的。今后不会再出现新的帝国。

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思想建立在欧洲的历史之上,而欧洲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与战争密切相关。任何崛起国家都会被当作挑战,这是由其实力而不是意图决定的,因为意图可以被掩盖,也可以改变。德国在统一时已经崛起,却不具备称霸条件:本土的资源、市场都很有限;工业技术领先,但经济规模不如美国——德国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加入大战。另外,德国临海,但海军通往大洋的航行受到严重限制;位于欧洲大陆中部,被多个大国包围。这在战时是它的地缘劣势,在和平时期却是它的地缘优势,它可以成为陆地和海上的贸易大国。

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比一战之前的世界更为复杂,因此需要更多的智慧、真正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