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末，商务部等12部门发文，提出提振大宗消费和重点消费的若干措施。消费被寄予的期望可见一斑。去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其中汽车、家电按月同比已实现正增长，而餐饮收入当月增幅为-0.6%，同比-18.6%。疫情砸下的深坑一时还很难填得上。

新政提出的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改善使用条件、采取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鼓励汽车和家电等消费。短期来说，这样的政策有利于拉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但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因而更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可持续地提升百姓收入水平。

疫情重创了消费信心。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很能说明问题。2019年四季度的调查报告中，倾向于 “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8.0%，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5.7%。因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上升7.3个百分点。这种倾向在行动上有切实的体现。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新增9.95万亿，同比多增了1.42万亿元。

好消息是，中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百姓消费预期持续回升。央行2020年三季度的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5%，比上季上升0.2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0.4%，比上季下降2.5个百分点。相信伴随整体经济的恢复，居民消费信心还会提升。不过长期来看，如果收入水平不能跟经济增长同步提升，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百姓大概率会将钱袋子捂得更严实一些。

疫情之后的消费反弹有赖于经济复苏的持续，也有赖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没有收入的持续增加，消费的扩张就失去了支撑。正因为如此，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居民增收着墨甚多，比如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并提出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

我们以为，是否可以提出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 “到2020年之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当时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可比价看，201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年累计实际增长96.6%，全体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接近完成。

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并非没有依据。据相关说明，十四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理解，是否明确相应的量化指标，需要多方权衡，最终取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制定。不过我们认为，一个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引导各方面将着力点放在百姓福祉的提升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态势，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如果我们希望消费马力强劲，这一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