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行宫   图片来源：Ic Photo）

【金融其实很简单】

陈志武/文

了解英国、美国的历史是如何因国债而不同之后，你可能会想：“假如中国很早也有国债市场，那该多好呀！”是的，中国历史可能真的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如果明朝有债券市场，结局会怎样？”这个话题。

历史学者会说：官场腐败导致朝代灭亡；至少长期而言，权力失控所造成的腐败泛滥最终会导致王朝灭亡。可问题是，那个“长期”到底是多长呢？腐败王朝十年、几十年不垮的例子在历史上有的是，现今世界上也多的是。到16世纪中后期，明朝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到嘉靖朝（1522—1566）已经很腐败，再往后就更是摇摇欲坠，但如果不是战争融资的挑战，明朝真的会垮吗？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帮忙，李自成、张献忠能摧毁明王朝吗？

李自成的起义

明朝的命运是由李自成结束的。1606年出生的李自成，青年时期本来有正规工作，在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做驿卒。可是，由于朝廷财政吃紧，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此失业回家，并开始欠债。同年陕西（李自成的家乡）和山西发生大旱灾，百姓生存困难，冬季时李自成因不能还债，被告到陕西米脂衙门。县令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好在亲友把他救出，接着他跑去杀死债主，之后投奔起义军。

为什么朝廷在1628年前后出现财政危机呢？还是让我们回到16世纪中叶，那时的明朝已经越来越腐败，上下开支出现一些失控当属预料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郑景云、萧凌波、方修琦等学者的研究，1550年代华北气候总体偏冷偏干，旱灾也越来越频繁，这就是所谓的“小冰河期”时期的开始。

这些旱灾一方面挑战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增加他们攻打中原以求生存的压力，威胁明朝；另一方面也使明王朝在北方的军屯军田难以耕作，产量大减（郑景云等学者考证：由于气候危机，16世纪中期河北每公顷产粮1168公斤，到万历年间为584公斤，而到1620年后下降到每公顷230—350公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和屯田荒废、减产，不仅迫使朝廷扩大军队，也造成政府财政更多地用于军队。在1550年前，军事开支占朝廷岁出的31%左右，而到1590年后上升到90%，这个占比一直维持到明朝终结。尽管张居正在万历年间的改革改善了财政，但不足以填补快速上升的军事开支，以至于1628年崇祯皇帝一上位，就不得不缩减开支、裁撤驿站。从这个意义上，李自成参加起义跟气候灾害有关。

气候危机把李自成推向起义，而如果不是后来更多更大的旱灾，李自成也未必能成功。他的起义军至少两次几乎被消灭，但都是大规模旱灾成就了他。第一次是1633年末，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的农民军被明军铁骑队在山西击败，余兵逃到河南，又被多路明军包围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眼看起义军随时可能被清光，可是1633年底他们的运气转变，因为那年冬天河南超常寒冷，黄河水面被完全冰冻，给李自成等军队提供越过黄河逃跑的机会。

接下来，1634—1636年间，河南和周边省份又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千千万万农民面对生存危机，大量饥民谁给他们饭吃就愿意跟谁跑，这又给李自成、张献忠提供了大规模招兵的机会，起义军很快扩大到60多万人，比1633年之前更强大。

到1636年，农民起义军规模庞大，威胁明王朝，迫使朝廷加大平息起义的力度。那年8月，主要农民军领袖之一高迎祥被明军击败，次年张献忠兵败投降。1638年在明军集中武力的攻击下，李自成军队也败下阵来，最后他带着残部17人躲到陕西商洛山中。这是李自成第二次几近灭亡。

但是，1639—1641年的旱灾不仅更加严重，而且覆盖了更多省份，饥民数比之前更大，又给李自成提供了机会。1640年，李自成再次回到河南，收留饥民，重建起义军。郑廉在《豫变记略》这样描述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栗，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到1641年3月，他的起义军增加到100多万！那次旱灾持续三年，不仅让李自成、张献忠东山再起，而且严重中断了明军的粮食供应，使政府军无力对付起义军。1644年，明朝最终被李自成击败。

从李自成的经历，你看到，如果明朝有保险和其他金融市场帮助社会解决好灾害风险的挑战，那么，起义的基础就不成立了，李自成就未必能招到那么多农民军。

晚明的挑战

明朝最后的几十年旱灾高发，尤其是1628—1643年，干旱程度达到历史之最，河南、河北、陕西等省份更是多年连续干旱。既然旱灾频发帮助了李自成和其他起义军，对于朝廷来说，这就意味着平息叛乱的战争开支要不断上涨，考验明朝的融资能力那么，朝廷有多少军费融资选择呢？

前面说过，明中叶之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到16世纪中期每年财政赤字多则400万两白银，少则也有百万两。1567年时，太仓银只有135万两，只够三个月开支。

那种财政赤字大概有多严重呢？当时，明朝一年财政收入在2000万至2500万两白银之间，占当年GDP——4-5亿两白银的5%左右。这样，即使按照最高的白银400万两的财政赤字算，也不到当时GDP的1%，远低于今天3%左右的财政赤字。可是，我们说中国今天3%财政赤字是非常健康的，而明朝1%的财政赤字却严重到可以把朝廷压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关键在于那时候中国没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债券市场或长期借贷市场，而今天不仅可以发债，而且可以发行30年甚至100年才到期的永续债，把今天的财政赤字摊平到未来100年慢慢还、逐步还。债券是现代政府抵御突发大额开支的主要手段。

在没有借债手段的情况下，朝廷只能在加税、拖欠、货币成色上找活路。靠单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突发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容易导致“官逼民反”。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9）始，“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先后三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岁额”（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祯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据王昊先生《论崇祯帝》引证，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在气候灾害的帮助下势头不断猛进，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屯田收成也继续下降，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在崇祯十一年（1639）更大旱灾的冲击下，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其他办法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裕人家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不成功。然而，在传统中国朝廷只注重“节流”存银子而不是通过负债发展，把“饼”做大的大背景下，债券市场在平时当然没机会发展，等急需发债融资时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所以，崇祯皇帝不能选择债务融资之路，不足为奇。最终，明朝就这样被战争融资挑战压垮。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灭亡也大致如此：在灭亡之前一般会经历异常的旱灾等气候风险，在缺乏长期借贷市场的情况下，各王朝都难以应对气候灾害带来的战争融资挑战，最后以国家灭亡告终。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旱灾、水灾等气候灾害和其他风险事件依然会发生，但我们不担心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也不必担心出现下一个李自成。原因当然跟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有关，也因为现代运输网络打通了各地的市场，使物资能轻松跨地区运输以帮助救灾，而且各种金融工具让人们既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后应对风险，让国家能跨期配置收入和开支。市场的发展就是这样改变历史。

今日要点：第一，对各国的历史研究表明，腐败不一定导致王朝灭亡，关键还要看朝廷是否有足够的金融手段解决内乱外战引发的大额战争开支。第二，过去没有规避风险的金融市场，一旦发生意外天灾特别是旱灾，就迫使老百姓通过暴动求活路，包括发动叛乱起义；这往往迫使朝廷面对战争融资的挑战。如果天灾频繁或者持续时间长，王朝最终可能因为得不到战争融资而败下。最后，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老百姓规避灾害风险冲击的工具大大丰富，即使旱灾发生，人们也未必面对生存挑战；而即使有暴乱甚至出现起义战争，迫使政府花大钱去作战，由于可以利用公债融资解决军费问题，国家也未必会灭亡。发达的金融系统改变朝代更替规律。

（本文为向知《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