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高歌 李紫宸 4月1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首日，在中断一年之后，迈入第20个年头的博鳌论坛似乎一切如常，甚至在参会人数上“规模空前”。

根据会方的初步统计，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代表和来自18个国家跟地区的160家媒体机构约1200多名记者参会，注册人数超过4000人。只有会议之前“层层叠叠”的核酸检测，和午餐时圆桌上放置的透明格档连带附着于上的小小的口罩挂钩，在提醒参会者：新冠疫情并未结束。

疫情常态化消磨了相关话题的热度，在今年的博鳌论坛议程中，与碳中和目标有关的绿色发展的议题可堪与一年前的疫情比肩。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都与“人类”、“世界”与“未来”休戚与共。这或许是《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1年度报告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被首次开启的原因。根据报告目录中的排序，卫生健康赤字位列亚洲发展赤字之首，绿色赤字紧随其后。

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从全球看，亚洲是碳减排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数据显示，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亚洲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但可以看到，自2013年后，中国的碳排放曲线开始趋于平缓。而从人均看，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并不大。

从行业碳排放看，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占比最大，卡塔尔和哈萨克斯坦发电产生的碳排放占本国碳排放总额比例达64%和63%。其次是工业的碳排量，在一些国家中，交通运输占产生的碳排放在本国的碳排放总额占比也很高：印尼、马拉西亚、巴基斯坦的数据分别为31%、30%和2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针对“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所提出的目标是，保障到2030年人人享有可负担的电力，积极投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对一系列技术采取节能标准。这需要增加与此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技术升级换代。

能源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压舱石，疫情过后，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各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广清洁能源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一个趋势是，世界能源体系正朝着能源消费清洁化和低碳化发展，背后的支撑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全球能源转型已经到了关键时期”。

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任务拆解至企业层面时，仍会面临实操难题，而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体，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无从谈起。

根据《报告》的调查，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企业的电力来源依然是传统能源下的热力发电，其次是水电。所选取的企业数量为70家，中国境内、亚洲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占比分别为52%、33%和15%。

近九成企业已经或要设立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或其他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指标，但超过七成的企业表示没有且无计划通过绿色债券的方式为企业融资。企业似乎对热点多加关注，但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全面系统的认识。

“企业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无法量化，需要一个清晰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多数企业的第一个方式还是加大内部宣传，因为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德勤中国副总裁杨莹在解读报告时表示。

国家间的合作也不容小觑。由于全球环境的关联性，只有通过跨区域协调行动的力量，似乎才能够更为妥善地应对气候风险。也是在4月18日，《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发布，这份声明源自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4月15至16日在上海举行的会谈，有关气候危机所涉问题的讨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一带一路”发展联合会主席索尔海姆在论坛上的媒体见面会上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中美之间存有分歧，而双方在上海的会面表明两国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在这一问题上，中美双方处在同一“频道”：气候变化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拥抱的机遇。

索尔海姆提到，拜登政府计划拿出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以达到“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并且地方也正在思考如何实现上述承诺。“因此中国跟美国目前的绿色发展在国内都走得非常快，而且为技术发展设定了标杆，可以向全世界提供相应的技术，一道在这一领域起到相应的领导作用，并且通过合作双方进一步重申其在气候行动上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促进绿色融资等领域的发展。”

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索尔海姆说，达成碳中和目标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即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旧模式是先污染再治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共享，应该避免进行技术脱钩，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应该避免进行任何的技术“战争”的企图。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