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奥平/文
本文核心观点:
1、中国经济实现8.1%增速,再次领先全球经济增速与新兴市场增速;
2、2021年经济增长“由高到低”的成因:全球“上游通胀”造成中国“下游通缩”;
3、2022年经济增长“由低到高”的内涵:政策发力与市场回暖驱动经济走向复苏;
4、通胀数据呈现出的双回落态势,为2022年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为有利条件;
5、建立的“出口优势”,如产业链完备、供应链稳定、技术升级等,将在“双循环”战略下为经济发展贡献更为长期的价值;
6、2022年经济亮点: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将实现更为有效的结合。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势收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0%。
在IMF最新预测中,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5.9%,其中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4%和5.2%。中国经济实现8.1%增长,再次领先全球经济增速与新兴市场增速。
在经济总量数据可喜可贺的背后,我们更需关注的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则需要在保持经济一定增速的前提下,继续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而从短期来看,由于全球疫情持续反复,中国经济正面对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2022年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政策发力将适当靠前,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也将更有机地结合。
一、2021年经济增长“由高到低”的成因:全球“上游通胀”造成中国“下游通缩”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由高到低”的走势,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所导致。从外部来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供应链、能源等问题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造成全球“上游通胀”的局面。而全球的“上游通胀”问题则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性的“下游通缩”难题。
从内部来看,为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更为长期平稳的发展,多项行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以及在双碳目标下的能耗双控、限电限产,使得大量中下游中小企业面临上游成本冲击的发展困境,市场主体预期持续转弱。
而伴随着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正确认识”,进行适度的政策纠偏;和保供稳价效果的有效显现(如煤炭、螺纹钢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明显);以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加速缩减退出;国际原油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全球供应链紧张局势逐步缓解,中国经济的“下游通缩”以及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弱将得到有效缓解。
二、2022年经济增长“由低到高”的内涵:政策发力与市场回暖驱动经济走向复苏
2022年的中国经济,将实现“前低后高”的稳中求进之势。从内部政策层面来看,面对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七大政策部署。其中,在宏观政策中的财政政策部分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在货币政策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这些政策皆表示出经济中“有形之手”将大幅提升扩大内需的效力。
此外,通胀数据12月CPI、PPI呈现出的双回落态势,以及其剪刀差持续缩小,则为2022年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为有利条件(《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给出的中国央行两大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宽松的窗口正在逐步打开,政策发力将适当靠前(2022年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100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MLF操作和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本月进行超额续作MLF并实施降息)。
而伴随着政策发力的适当靠前,供给冲击的有效缓解,以及内需的逐步恢复,中国经济将于二季度前后走出此轮短期周期中的衰退期,进入新的一轮复苏期。
值得注意的是,从外部来看,虽然2022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加速缩减退出,以及伴随着全球疫情的恢复,美国、日本、德国等出口强国出口份额实现回升,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将逐步走弱,但近两年我们建立的“出口优势”,如产业链完备、供应链稳定、技术升级等,将难以消失,这也将在“双循环”战略下为经济发展贡献更为长期的价值。
三、2022年经济亮点: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将实现更为有效的结合
目前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在2021年已达到1.2万美元左右,接近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银行2020年7月确定的高收入国家最新标准为人均GDP12535美元)。中国经济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而经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看驱动经济增长的底层动能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依靠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向技术创新驱动(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创新发展活力)的跨越。
在近两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八项重点任务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排在首位;在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七大政策部署中,提出“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从数据来看,代表科技创新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尤其是其中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是疫后经济发展中持续性的亮点。2021年11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6%;两年平均增长14.2%,比1-10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2.2%、6.4%。
此外,通过先行指标PMI数据可以看出,高技术制造业未来将保持较快的增长。2021年12月,高技术制造业行业PMI为54.0%,高于临界点,行业保持持续扩张态势。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56.1%和51.7%,高于2021年11月2.9和1.1个百分点,表示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持续较快增长,用工量在不断增加,行业发展持续向好。
虽然,伴随着政策面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转变,科技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度在逐步提升,但是,贡献70%左右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依然难以破解,它们往往缺乏大量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难以实现债权融资发展,这便挤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从而挤压了中国经济的创新空间。
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要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资本市场的全面注册制改革,以及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北交所设立,将促进资本更好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强化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循环方面的重要功能;使得更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展,从而持续深化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张奥平系增量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