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三亚）国际消费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

徐洪才/文

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双碳”战略，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实施“双碳”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碳”战略倡导一种绿色、环保和低碳生活方式。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不断淘汰传统化石能源，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自觉地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这将有利于引导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必须做出表率，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做出应有贡献。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形成的共识，也是促进中美合作的重要渠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中国经济的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客观来讲，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有巨大现实压力的。目前，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是世界碳排放的主要国家，而中国是其中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总量高于美国；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低于美国，但与欧盟水平相当。没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中国实施“双碳”战略存在两个基本约束条件。第一，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达7吨以上，超过了欧盟。虽然还有7年的达峰前时间，但是回旋余地并不大。因为这是2060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达峰，2030碳排放的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的难度就越大。第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在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相比2020年水平都将翻一番；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会延续中高速并逐渐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大型经济体，可选择的发展道路只有三条：一是高碳+高增长，二是低碳+低增长，三是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对于中国来讲，前面两条道路肯定不能走；因为高碳+高增长，会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极大破坏，中国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但是，低碳+低增长也是行不通，毕竟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这一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的。因此，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即“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通过大力发展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减碳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挑战与机遇并存，思路决定出路。若能及时转变思路，主动推进绿色转型，我相信就有可能抓住换道超车、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实现“双碳”战略具有四大优势：

第一，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重置成本和沉没成本，越早越好。相比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或更高水平上转型，中国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水平上转型，将会支付较低的传统非绿色产品生产和运营投资的成本。中国很多产品尚未达到需求峰值，可以直接由绿色产品替代。例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为845、423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221辆，在汽车普及阶段，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其转换成本无疑要低很多。

第二，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并非从零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其实并不大，特别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电、储能、绿氢以及数字技术等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相同水平甚至领先水平。中国汽车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大企业集团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8%，占到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85%，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3个百分点。其中，比亚迪累计销量100.255辆，比上年同期增加97.63%。其中，新能源车5月份销售24.02万台，较去年同期增加108.99%。与理想汽车相比，广汽、一汽年增长率都在两倍以上。

第三，中国绿色产品需求的增长潜力巨大。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但现在潜在增长率仍在5%以上，仍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速的2~3倍。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人数的四倍多，中国绿色产品市场空间巨大，而且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些都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企业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第四，中国各级政府都比较强势，在推进实现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生态环保和推动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确有做法简单甚至粗暴之处，例如有地方曾出现强行“拉闸限电”和“关停并转”现象，但是他们在运用市场机制和法治手段方面也是成效卓著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开市。截至2022年底，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3亿吨，成交金额达104.75亿元。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起步较晚，但是起步运行良好，未来前景可期。

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发展呢？我认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和方法，在达到相同产出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例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经验表明，创新一旦进入可持续的轨道，成本下降就非常快。典型案例就是光伏发电。过去十多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接近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且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其他清洁能源也在呈现类似的特点。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正蓄势待发。大国之间也在数字经济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毫无疑问，“双碳”目标压力将会加速中国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从而推动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发展。

在推进“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我国碳市场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在法律支持、长期规划、市场功能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相关法律缺位。碳排放权交易是人为创建的市场，要有强有力的立法监督和明晰的权属界定，才能保证交易顺利履约和有效开展碳配额质押等融资活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法律对碳配额法律属性做出明晰界定，导致与碳资产相关交易财税处理与权益保护纠纷缺乏相应法律依据，限制了碳资产在提升资金流动与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另外，缺乏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安排，阻碍了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的协调发展。

二是缺少长期规划。企业无法判断未来配额分配方案的约束力度，造成当前不以履约为目的的交易非常少，不利于碳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长期定价机制缺失难以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投资，阻碍了社会低碳转型和控排企业的减排进程。

三是仅有现货市场，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不足，无法提供排碳成本或者减排激励的长期价格，企业无法测算低碳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市场参与门槛高，不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发挥价格发现与传导作用，限制了碳市场的低成本促减排功能的实现。

我国碳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和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相关改革和创新。

第一，加快推进碳市场立法进程，尽早推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夯实法律基础。

第二，加快推出提升碳市场功能的政策举措。建议有关部门在交易品种、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对“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交易与监管”开展研究，优化减排方法与审批机制。在交易主体扩大方面，针对即将纳入的七大行业，开展排放数据收集、排放过程调研和分配方法研究等技术性准备工作，加强对纳入企业人员的培训。逐步允许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适时推出有偿拍卖分配方式。

第三，继续推进地方碳市场的改革创新。地方碳市场要在覆盖行业、企业纳入门槛、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主体、交易品种、数据质量控制、监管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为全国碳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