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这位由电报员一路成长而来的职业发明家，大抵是最为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历史人物。不过，我们往往只是如同青苔谙识纪念碑上阴刻的字迹那样，知晓了他的姓名，却不知这些字迹的意味，不知它们为何镂刻得如此之深。爱迪生的人生被诸多迷思缠绕，我们编织有关他与白炽灯结缘的圣迹剧，把他引为创造力的代名词，或者，厌恶他的人，将他斥为骗子、扒手，我们也用数字界定他，在他83年的人生旅途中，一共拥有1093项专利、263项照明专利，他创办过100多家公司，其中大多数如今已不复存在。

在爱迪生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美国故事的复本：从他卑微的起点，从一个电报员，一个老师眼中愚笨的学童，一个未受高等教育者，以超人的刻苦，达至名誉的巅峰。但关于爱迪生，过分详实的资料，反不利我们厘清他真正的成就，就像太多声音拥挤在耳蜗，就会模糊人的听力。理解爱迪生其人，也是要把纷繁的事迹恰如其分地修剪成一根灯丝，将之白炽化，照亮他身处的世界：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的美国。

美国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的遗作《点亮黑夜：爱迪生传》，是一部结构独特的传记。莫里斯并未将爱迪生的生平以最传统、最普遍的线性排列铺开，这虽然是传记最常用的书写顺序，但此种写法，若用在爱迪生身上，就太像一个成功学故事，不仅读者，连作者也必须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把爱迪生的一生窄化为平庸的成功神话。

事实上，莫里斯呈现的，是一个总是在失败的爱迪生，为此，他采用彻底的倒叙，以十年为单位，让年老的爱迪生不断逆流而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临终时，这位发明家的全部生命如同壁毯般任人观看，我们检验其成色，赞叹它的花纹，然后，在莫里斯的叙述中，这些花纹被抽去，我们看到他在矿山中、在实验室里、在白炽灯下、在留声机旁；最后，我们看到世事如花纹褪尽，他回溯到童年的一片素白。

在实验室中

莫里斯采取倒叙，使得关于白炽灯与留声机的重要篇什，能够如压舱石般置于全书后半部。与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托马斯·爱迪生并非一个孤独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像操弄法术般操弄着电。爱迪生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所谓的实验室制品。研发白炽灯时，他每天只在早晨七点和半夜潦草地吃上两餐，其余时间，他都扑在实验室里，疲倦了，就像流浪汉一样径直睡在地上。

实验室的工作并非充满奇遇，而是极为枯燥。在《室验室生活》一书中，当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与史蒂夫·伍尔加将实验室作为田野考察的对象时，他们“将文学铭文确定为实验室活动的核心，在这里，成员们不停地制造各种文件，用它们转变陈述类型使其更接近（或远离）事实。”爱迪生的实验室与之相似，它需要不断地吐出专利文件，与专利局周旋，耗费大量精力与金钱维系自己的发明王国。不过，置入拉图尔与伍尔加术野的现代化生物学实验室，可以围绕着某种既定的话语秩序运转，其中存在的“可信性循环”，能够使“金钱、数据、声望、证书、问题领域、论据、论文等相互转化”，科学在那里构成一个如同细胞膜般半封闭的场域，不断吸纳阐释，不断嵌入我们智识风景的深层，却很少被直接发现。而爱迪生的实验室也常常被忽略，或者仅仅被视为爱迪生智力的延展。这一误认与他在门洛帕克初次展示白炽灯时的情形恰成对比，那时，爱迪生是一众实验人员中最不显眼的，观众流连于这如同夜的胡髭般稳定白炽化的纤巧灯丝，对设计、制作出它们的诸多实验人员，却并不在意。

故而，在大众话语中，科学家常常以现代萨满的形象出场，譬如，在1887年创刊的画刊《斯克里伯纳杂志》中，一篇由布朗大学校长本杰明·安德鲁斯撰稿的文章，将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描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巫师”，安德鲁斯认为特斯拉希望直接用身体输送高压电，特斯拉“将自己包围在一圈电光之中，并呼唤着来自大地的紫色电流。他的目标是把人类的机器和大自然的机器直接钩连起来”。也正是这篇文章，将爱迪生与特斯拉定义为对手，似乎从此在人们眼中，特斯拉就成了大卫，对抗爱迪生旗下如歌利亚般庞大的托拉斯企业。但实际上，这两位科学家一直保持着良好且礼貌的关系，尽管爱迪生并不认同特斯拉的交流电理论以及大众话语对特斯拉的神化。

实验室生活必须在不断失败中保持坚韧。仅仅为了测试最适合灯丝的材料，爱迪生就尝试过几乎他能找到的一切纤维，其总数高达6000余种，他甚至让通心粉、钓鱼线、软木塞、钞票纸等材料导电，测试它们白炽化的效果，结果无一例外，这些纤维在电流的轰击下扭曲、开裂，化为齑粉。其后，他想到了竹子：它笔直、有韧性，但又易于切割和弯曲，碳化后可以制成精巧的U型灯丝。爱迪生的第一根竹灯丝是从一把碳化的折扇上切下的，据莫里斯所说，“它们的冷态电阻测量值是188欧姆，其中一个在真空中像44支蜡烛同时点燃一样明亮”。

不过，产地不同，竹灯丝的效果也完全不同。来自远东的竹子纹理更直，更韧，其中一枚用日本竹子做灯丝的白炽灯，持续发亮1589小时，打破了之前的纪录。事后，爱迪生派出一支探险队，让他们探索全世界所有的1000余种刚竹属竹子，进而从中找到最适宜做灯丝的那种。单单是这次历时数年的探访，就花费了爱迪生10万美元，以相对财富（RelativeWealth）计算，相当于今天的4527.84万美元，最终，仍然是日本竹子拔得头筹：位于日本石清水八幡宫附近的一片竹林，在此后的十余年内为爱迪生提供制作灯丝的材料，此地的竹子被称为“八幡真竹”，以强韧闻名，在江户时代曾被用来制作剑扣，进贡给德川幕府将军。

如今，在八幡宫本社西侧的停车场，爱迪生纪念碑依旧伫立，这位美国发明家，与初代神主松花堂，以及日本第一架螺旋桨飞机的发明者二宫忠八，并称为“八幡三大伟人”。

技术走进大众

若要将爱迪生视为一位纯科学家，我们必须思忖他对纯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人，爱迪生更多的是一名发明家，所谓发明家，可以说是那个科技革命时代的特产之一。今天，我们很难看到独立于科学经济联合体的职业发明家，仅仅围绕其个人的智力劳动，就可以形成一条产业链，我们看到的是如同蜂巢般庞杂的研发系统，工蜂从中飞出，像采集花粉般采集着市场需求。不是像宙斯孕育雅典娜一样，籍由某一个人的头脑孕育出大企业，而是大企业本身变得人格化。

终其一生，爱迪生都对纯科学界保持怀疑，相应地，纯科学的世界也对爱迪生产生了排异反应。直到临近人生终点，他才获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名，但却被天文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否决。作为回应，爱迪生忿忿不平地在《电气世界》杂志展示了他一生中取得的5个重要科学研究成果：电子传输的“爱迪生效应”、动态电报原理、“以太力”火花、可逆镍铁原电池、物质在压力下的电阻变化现象。但在其中，主流科学界只认可动态电报原理，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普平认为“其余发现不是假设就是非纯科学”。《爱迪生传》没有完全聚焦于技术细节，而对于爱因斯坦、玛丽·居里之类的科学家，一本缺少对其智性成果的深入发掘的传记，或多或少会显得可疑。爱迪生一生涉猎声学、光学、磁学、化学、植物学等诸多领域，但他在这些领域中并非拓荒者，他很少寻找新理论的泉眼，而是围绕一座已被发现的泉眼，开发实用的温泉旅馆。故而，在其最主要的成就之上，我们也不能将他称为一个原创的发明者。

在爱迪生之前，白炽灯的研究已有诸多先行者，他之后，亦有匈牙利化学家约斯特与克罗地亚发明家哈那曼发明以钨丝平替碳灯丝的新技术，这二人于1904年取得了匈牙利第34541号专利，钨丝灯取代爱迪生的碳丝灯，并沿用至今。但这并不减损爱迪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真正使得爱迪生获得照明领域认可的，不是他的碳丝灯，而是支持碳丝灯的城市配电网络。在完成这一系统前，他不得不承受科学界对他的质疑，以及竞争对手们对他的攻击。英国人约瑟夫·斯旺自称在1850年就开始研究白炽灯，同样出身低微的他，一直是爱迪生在照明领域最有力、也最难缠的对手。但当1881年，爱迪生的“巨兽”发电机在巴黎国际电力博览会上亮相时，它4倍于所有其他欧洲产发电机的体积与惊人的效率，为爱迪生斩获5枚金牌，连斯旺也向爱迪生发来贺电。

在讲述白炽灯的故事时，我们注意到其中场域的变化，最开始的灯光的团簇，变成一艘盈满灯光的船，一列透亮的火车，之后，又化作被灯光撑得鼓胀起来的房间，一片街区，乃至整个世界……这或多或少呈现出技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技术如同西洋景般被展示，大众环绕爱迪生，不断询问白炽灯制作的细节，就像信徒不断默诵神迹一样，技术也是神迹般晦涩的显现，是尼布甲尼撒所见的那只在墙上写字的手。其后，由于大众的狂热已打扰到了实验，爱迪生不再任由他们参观自己的成果，他对技术的展示更封闭，兀自在一个商业语境中运转，然而商业并非离地的，它是人们皮肤之上的又一重皮肤，形塑着人们，并逐渐渗入原本的那一重皮肤之中。技术最终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爱迪生弥留之际，有人向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提议，在爱迪生下葬时，将全美的电力系统关闭1分钟作为纪念。但这个习惯了光明的世界，早已无法重回旧日的昏暗之中。

爱迪生与美国

当然，面对爱迪生，我们也不只有辉格史观（Whighistory）的无尽颂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9世纪的一个副本。不过，富兰克林径直表现出所谓“时间就是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奥地利作家斐迪南·屈恩贝格尔将之讥讽为“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富兰克林的信条“宣扬的不单是一种发迹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犯其中的规则不是被看作愚蠢，而是玩忽职守”。爱迪生虽将自己视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并以超人的自律经营企业，但他却因为缺乏经济头脑的投资屡屡破产，爱迪生面对的境况，远比富兰克林复杂，故而他虽已谙习富兰克林的工作伦理，他也不能宣称仅仅依靠自律就可以取得如此成就。

或许，用鲁滨逊主义来概括爱迪生与富兰克林之间的共性更为恰当，他们都透过技术来把握世界，并将之改造成适宜自己的形态，就像荒岛中的鲁滨逊，外在的技术将他绑缚在内心的文明意识之上，使得他可以不间断地在一片泥土中复现他的镜像：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用黏土烧制出瓷器，而不满足于简单的陶器。技术不再摹仿自然，技术本身就是自然，它是打在自然身上的一个绳结，微微突出，炫耀自身的存在。在爱迪生的晚年，他愈发受到自然的诱惑，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橡胶，希望在万千种稙物中找到一种最适合美国的产胶植物。而纵观他一生的发明，他使用的关键材料很少超脱于自然之外，他相信“上帝的万能工坊”里，总有为他备好的完美的材料。惊人的“业余性”，构成了爱迪生所有成就的背景，他的发明中，存在着由手艺转向技术的诸种痕迹。直到晚年，他依然会表演如何封装灯泡，而吹玻璃的匠人，伺弄碳化灯丝的巧手，在白炽灯制作工艺形成的初期，仍是相当重要的。

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中，贝尔纳·斯蒂格勒征引了吉贝尔·西蒙顿对技术与存在关系的论述，西蒙顿“把个性化的丧失看作19世纪的特征，在他看来，这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个性化过程的揭幕，召唤着他所说的‘机器学’（mécalogie）的到来。”在爱迪生晚年的崇拜者及挚友亨利·福特那里，“机器学”以其最赤裸的形式出场，流水线作业法使得福特的T型车成为有史以来最便宜的汽车，一款专门为中产阶级设计的汽车，1924年时它的售价仅为265美元——折合成今日的4525美元。尽管T型车有过许多种颜色，但最终我们只记住了最具符号色彩的黑色，在这里，历史记忆也被去个性化，这正是美国的另一重特质：它正为自身历史的匮乏而欣喜，而焦虑。

莫里斯时常论及19世纪末欧洲的反美倾向以及此种倾向对爱迪生事业的阻碍。譬如，爱迪生的白炽灯在伦敦水晶宫初战告捷后，英国议会便通过了反商业化的电气照明法案。不过，这些还只是所谓“反美倾向”的浅层，或可用贸易保护主义解释。爱迪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物，他不必像斯旺一样乔装成一位绅士，也不避讳科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他的思维倾向于实用，以一种扎实到近乎愚钝的实验方法为现代技术文明奠基。有时，技术的发展超过知识，当他看见灯泡中游离的微粒时，他几乎就要发现“电子”的存在。

但更多时候，爱迪生并不追求一种纯知识，而是追求使用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毕其一生，爱迪生涉猎如此之多的领域，使得他如同科学家中的半神，一个文艺复兴式的通才。但当我们翻阅达芬奇的笔记时，我们也会遇见，在某一页上，那位伟人写道：“汤快凉了”，传记的作用，便是捕捉这样的瞬间：当一个天才被还原为人，当一个人透过其不懈努力成为“天才”，他最终完成了他自己，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