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毛姆评价莫泊桑，几句微词之后，笔锋一转，说：“一个作者有权利要求按其最好的作品给予他恰当的评价。”我们知道，毛姆身份和莫泊桑相同，都是小说家，所以，他貌似安抚前辈的话，也可能夹塞着如下私心：评论我毛姆，着你们也按此办理，不可胡来。——虽然我又听说，毛姆作为一名优秀小说家，在评论界倒是颇受好评的——不是那种去世后获得的好评，而是像舞台上的歌唱家那样，一曲唱罢当场就能听到掌声。这也是优秀小说家与文学大师的区别，优秀小说家通常较少让人异议，他是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领地用大家都认可的方式来体现优秀，至于文学大师，尤其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其优秀程度往往与受争议程度成正比，一般非得经过两代乃至三代人的反复掂量，异议声才会平息，并最终转化为三呼万岁般的臣服。

回到毛姆的见解，理由显而易见：由于作家的创造性工作距机械性操作最远，故其成就也像运动员那样，取决于写作时的竞技状态，无论他多么优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肯定会在思维、想像及笔墨灵气等方面，有所波动。我还认为，你越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向未知领域的探险，作品的波动幅度就会越高，若老是在驾轻就熟的领域（如武侠或爱情）进行创作，质量倒是最为稳定的。即使天神般的莎士比亚，他三十八部戏剧中，也有大约十四部，难称上乘。显然，假如你以那些平庸作品作为评价莎士比亚的依据，你固然很容易得出震惊世人的结论，你在评论界的声誉，怕也会一头栽下。因为，莎士比亚的成就早已达到“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超凡境界了，以致任何人欲显示文学见解的高超，除了向他致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可见，毛姆的建议并不适用于莎士比亚或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它只对那些优秀作家才显得至关重要。等而下之者，或许不必如此小心。

针对当年苏雪林攻击鲁迅，胡适在一封信里曾提过一个类似建议：“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拿来与毛姆比较，胡博士的建议更加全面一些。而且，与毛姆的区别是，毛姆强调的是批评方法，胡适则在方法之外，尤其侧重于一种东方式的与人为善，我愿意把后者归纳为“恕道的批评”。

毛姆也写些文学评论，但他的主业是小说创作，故不必讳言，他建议的胳膊肘肯定是拐向作家而不是批评家。胡适虽然不是正经批评家，但他更不是创作型作家，故立场有可能较为持平。那么，批评家又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试着推测一下。欲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按其最好的作品给予他恰当的评价”是应该的，批评家执笔前有义务做好案头工作，不应为了追求杀伤力或刺激眼球，就置该作家达到过的创作高度于不顾，仅仅针对个别失败之作即贸然开具病危报告书。每一位作家都在乎评论，那些自称不在乎的，也可能是唯恐受不了刺激而被迫采取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而已。在傲慢言词后面隐匿着一颗易碎的心灵，从来不是怪事。但另一方面，作家也不是弱势群体，对作家多加关怀，未必是评论家的义务。再说，如果每一种批评都非得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再抱有一颗与人为善之心，批评的难度也会骤然增加。此外，大批评家虽然不比大作家更加伟大，但也许比大作家更加难得。就是说，批评只能由那些缺乏大批评家素质的人来进行，也许是一种宿命。要求他们每次评论都能注意“按其最好的作品给予他恰当的评价”，那等于剥夺了他们批评的资格。这类剥夺，肯定不是作家们希望看到的，

还可以提到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多半倾向于读到言词犀利的批评。一种讲究恕道的批评，固然令作家窃喜不迭，却可能让读者不快。两相权衡，我觉得还是把作家的面子暂且丢开要实际一些。毛姆的建议虽然中肯，但批评毕竟不是去歌剧院，讲究风度未必比讲究进取心更为迫切。

­­2006年3月10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